◆ 廖华玲

    单独说起“门生”一词，人们可能觉得有点生疏，往往要加上“得意”二字来形容一下。“得意门生”对老师和学生来说，都是一种荣耀。然而在历史的长河里，“门生”词意的变化还是很大的，有时根本不能用“得意”来搭配，反而用“憎恶”来定义却可以更好理解“门生”的意思。

    “门生”是我国古代标明人的一种特定身份的专用名词。其实，在“门生”这个称谓出现之前，早在春秋时代就有“门人”的称呼。孔子聚徒讲学，无论是亲授业者，还是转相传授者，一律称之为“门人”。《论语》一书中，先后8次出现了“门人”的提法。到了战国，不仅仅是受业弟子，连寄食于贵族门下的食客，也被称为“门人”。这些食客才能出众，属于“士”阶层的一部分，有一身的肝胆侠义。西汉初年，由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以及秦末战争的爆发，讲学授业和寄食游说都受到极大打击，因而在历史文献中有关“门人”的记载很难找到踪影。

    彼得·海尔说：“历史是一出没有结局的戏。每一个结局都是这出戏的新情节的开始。”虽然“门人”消失，但“门生”的称呼却在东汉大量出现。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尾·后汉孔宙碑阴题名》中，曾这样下过定义：“亲授业者为弟子，转相传授者为门生。”可见，“门生”作为再传弟子，即弟子的弟子，在当时已是对特定身份的人的一种专用称呼了。

    当一个称呼意味着权力的象征，意味着升官发财，东汉的“门生”就失去了纯洁性。一些并不以学问相师承的钻营投机者，也想法设法为自己戴上“门生”的帽子。他们四处奔走，极力讨好有权势的人，因而那些毫无学问可言的权臣宦官居然也有了自己的“门生”。这种“门生”实质上就是权贵的打手、走狗。为了攀权附贵，这些“门生”在主子死后，还争相为之立碑颂扬功德，把自己的姓名也刻在碑上，以抬高身价。喜好铭文碑刻研究的欧阳修发现，东汉权贵们的碑石绝大部分都是“门生”所立。此风延续，影响深远，以至到了魏晋南北朝时，在重门第的大环境下，只有当上士族权贵的“门生”，才可以得到升官的小小机会，甚至同门之下动辄就有“门生千余人”在竞争。

    隋唐以后，由于科举制的兴起，“门生”的含义又发生了新的变化。科举的主考官被称为“座主”；及第者，就称为“座主”的“门生”。伴随着“座主”与“门生”这种特殊的密切关系，往往易形成派系之争，甚至发展成与中央专制集权相对抗的政治势力。但是，既然科举制是封建社会选拔人才的好办法，这种关系就难以禁止。于是，宋、元、明、清以来，“座主”与“门生”这种特殊关系依旧保持了下来。

    科举制实行后，从传道授业方面讲，师承关系上仍沿用“门生”的称呼。一个学问家有许多“门生”，比如南宋朱熹有名可查的“门生”就达54人之多。师者，不仅仅授学问，还要传播自己的价值观、思想观，也就是政治倾向。如，《宋元学案》记载：“欧阳中立，……上书言新法不便，以司马温公门下坐废。”显然这个欧阳中立和他的师长司马光一样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因而受到王安石的打击。在明代，东林党人设书院讲学，提倡“经世致用”的思想，“门生”与“师长”一起探讨治国之道，他们就是一个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到清代，“门生”与“师长”的关系，就是师承授受的学问关系，不与政治沾边，这可能与避免文字狱有关。不过，一些想升官发财的人向官僚统治阶级投献“门生帖子”的情况，还是屡见不鲜。

    随着封建制度的崩溃瓦解，“门生”的称呼也已作废。除偶尔称“弟子”外，一般都以“学生”代替，且只表示学问上的师承关系。

    历史，是一位师者，它拥有人类过去的知识。打开历史之门，我们都是历史的“门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