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淑洪

    天地悠悠，过客匆匆，岁月漫漫，人生易老。人老了容易怀旧，也容易常发感慨，尽管这些怀旧和感慨都是多余，都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别的话题不说，就和朋友们聊聊那个年代消费的一些趣事吧。

    七分钱吃一顿饭。这事现在说起来许多年轻人不会相信，甚至会骂我，你这不是胡吹乱扯吗？可我告诉你们，这绝对不是什么天方夜谭，这完全是我的亲身经历。在嘉积镇嘉祥街和环市街之间有条革新街，街道不长，几十米。这是嘉积的老街道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这里算是热闹之地。为什么热闹呢？因为这里有两家饭店，是客人集中的地方。饭店卖的饭菜算是大众化的了。那年代计划经济，吃饭穿衣都凭票证，你要是交粮票吃饭，每半斤粮票要收费一毛钱。但你如果拿大米来换饭吃，那就比较便宜，半斤大米只收两分钱的加工费（煮饭钱）。我们手头一是没有粮票，二是舍不得花加工费，于是就经常拿大米到饭店换饭吃。到服务台从裤袋里拿出事先用手帕包好的半斤大米，交给服务员用量斗一量，刚好半斤，行了。然而菜呢？菜有两角三角的炒菜或菜汤，里面有一点肉片。但这种消费我们不敢，于是点的是“杂菜”，所谓“杂菜”，顾名思义就是几种素菜混在一起炒，几乎是用水煮熟，油味都闻不到。这便宜，五分钱一小碟。清汤也有，但清汤就是清汤，白开水加一点盐和酱油。两分钱的饭，五分钱的菜，一碗清汤，一顿饭就搞定了。

    既然七分钱能吃一顿饭，七分钱吃上一个早餐，当然就更没有问题。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文市公社广播站当广播员，待遇已经很不错了，有工资拿，不用靠家里养活，每月工资二十五元。这二十五元可要算着账来花呀，公社饭堂每餐饭菜两毛，一天四毛，一个月十二元。抽烟是个坏习惯，广州产的丰收牌香烟每包两毛八分钱，一个月抽两条多，大约要花六到七块。总得买牙刷牙膏、肥皂香皂吧，这样一算下来就二十块出头了。如果你再吃两毛钱早餐，也就肯定要超支，所以早餐只能限在一毛钱以内。不过还好，供销社食店一个馒头五分钱，牛奶咖啡绝不敢提，来一杯白开水，加一小匙子白糖，收费两分钱，这样，五分钱馒头加两分钱糖水，七分钱早餐也就OK了。实在太饿，来两个馒头也时而有之。

    每月二十五元基本工资，如果上水利工地，参加“秋治坡”、冬季农田整治之类的“人山人海大会战”，每天则可以领到一到两毛钱的劳动补贴，碰上这种机会，一个月会多领几块钱，这就把它积攒起来，看看能否量体裁衣、量入为出做点事。那时候有一种好布料叫“的确凉”，做衬衣很时髦，可比较贵。为了赶时髦，我不甘示弱，攒了几个月终于花上十几块做了一条短袖“的确凉”衬衣。然而这好东西不能随便穿，平时放在箱子里，等到节日的时候，或者要到县城开会学习，才拿出来穿一穿。1977年我结婚时，靠家庭资助，到嘉积红棉百货大楼花十三块五毛钱买了一条毛毯，那是比较舍得，也比较体面的了。不过那时货真价实，质量很好，盖了二十四年呢。“装色水”（打扮）谁不喜欢？更何况是年轻人。可那年头就是有钱你也不能出那种风头，西装革履会被斥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改革开放以后，思想解放了，穿戴也逐步入时了。我是穿皮鞋较早的，1979年就穿上了，那是一位朋友从重庆买了以后送给我的。逢年过节，我穿着皮鞋在公社大院里走来走去，“亮相张扬”，那些公社干部们羡慕极了。记得1983年我在广州读书，文市公社的干部们听说广州皮鞋便宜，才十三块五毛钱一双，都写信或打长途电话托我代购。这一年寒假回家，我先跟同学借了款，替公社干部买回六双皮鞋，大家好不高兴，有皮鞋穿过年咯。当然，照价收费，一分不少。因为钱是我垫付的，而且还是借来的。

    往事不堪回首。如今说起这些，简直就是笑料。喜看今朝，国家发展正在由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型。人民生活蒸蒸日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展望未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会一步步地变为现实。国家前程似锦，人民幸福无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