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德才

    阿钊的形象我实在无法恭维，乍一看，他的头就象历史课本上的中国猿人头像。他一听到有人叫他，便会神经质地转到别人发声的方向，像乌龟一样向前伸出脑袋并且微微发抖。他是1947年出生的人，现在应该是爷爷级的人物了，可是凡认识他的男女老幼都叫他自有名字以来永不变更的年轻而又亲切的称呼“阿钊”。

    他是苦命的山里人，出生不到三岁他娘就病死了。他爹是个老实而没什么本事的人。不知道阿钊小时患了什么病，由于家穷，他爹不济事不带他去看病，任其拖下去，就病成了这个样子。八岁才会走路，十一岁才上学读一年级。那是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小学生都在学校集中吃饭，每人都备一个土制的饭盅，全班四五十人的饭盅就装在一个篾制的直径一米多大的大竹筐里。放学了，别的班都是两个人抬着大筐子到食堂去抬饭，惟有一年级是阿钊把大筐倒扣在头上弓着腰吃力地背到食堂去。我跟他不同班，但常见他这个样子，就认识了他，以至到现在还记着他那个样子。

    阿钊读了两年书，不知升到二年级没有，就回家去了。直到1968年我中学毕业后到大队农场劳动时，才又见到他。我一到农场，阿五等一帮“怪仔”就告诉我，阿钊要结婚了，而且新娘子是全农场最漂亮的姑娘阿蓉。这真是一个惊人的消息。我不相信，去问阿钊，他居然傻笑着点了点头说是阿蓉亲口许诺的。阿钊身体羸弱，干不了重活，但他人老实、勤劳、“轻屁股”（海南话里勤快之意），还肯帮人，凡他力所能及的事，叫他去做他马上去，不嫌脏臭不计报酬。就凭这，读中学毕业的漂亮阿蓉就肯嫁他？阿蓉是我的同学，我直接去问她，她竟诡谲地笑着叫我猜，我一下子就懵了。

    那天中午刚吃完饭，阿五那帮“怪仔”匆匆忙忙叫阿钊到宿舍旁，递给他一支烟，问阿钊什么时候结婚。阿钊说阿蓉还没告诉他。

    “你见到她的那个家伙了没有？”阿五问。

    “什么家伙？”阿钊莫名其妙。

    “就是女人下面的那个家伙呀！”

    “什么话！哪能看女人那东西呢！”

    阿五神秘兮兮地说：“没看到她的那东西，她是不会嫁给你的。五哥是过来人还不懂？”

    “她对待我那么好，还当众亲口说要嫁给我的，怎么……”阿钊一脸茫然。

    “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西！五哥今天再帮你一次！”说完阿五指着东边那片丛林，嘴巴伏在阿钊的耳朵边如此这般地教了一通。

    “你可一定要照五哥教你的去做呀！”

    “嗯！”阿钊既害怕又无奈地点了点头。

    我们苏区大队农场，是当时大队为了解决干部和民办教师工资而新开办的小型经济场，是每个生产小队抽调三五个壮劳力，加上潮州上山下乡来的十多名知识青年，就那么七、八十人组成的精干生产小团体。农场就建在记秋岭上。两排朝南的茅棚宿舍，四周仍然是密密匝匝的原始丛林，东、西两面各用砍刀砍开一条象问号一样的小路，在问号的末尾挖个坑，坑上挂两条方木条，就是厕所了。女厕在宿舍东边，男厕在宿舍西边。就在那天中午，阿蓉吃完饭，拿张旧报纸便往东边的厕所走去。解手完，她擦好屁股要站起来时，忽然发现离她不到两米的正前方，阿钊象哈巴狗一样趴在荆棘丛生的地上，两只眼睛瞪得象灯泡那么大。“哇”的一声，这十九岁的姑娘忍不住大哭起来……

    原来，阿蓉活泼漂亮，能歌善舞，是大队文艺宣传队的骨干，多少青年仔像蜜蜂恋鲜花一样追她。阿蓉来到大队农场后，阿五怂恿他的那帮兄弟们追得更紧，天天都有求爱信递过来。阿蓉是个有志气的女孩，哪想过早谈恋爱！她来农场一边劳动一边看书学习，还想上大学深造呢！传过来的求爱信她连看都不看就烧掉了。有一天阿五气不过就对阿蓉说，这么好的后生哥你都看不上，将来连阿钊也不要你啦！缠得阿蓉很不耐烦时，阿蓉干脆就说“我就嫁阿钊！”平时阿蓉见阿钊穷得可怜，总会帮他，给他补衣服呀，他病了给他找药呀，有时从家里带鸡蛋过来也给阿钊几个呀。阿钊这呆子，“条肠透屁股”（一根肠子通到底之意），听阿蓉说要嫁给他，以为是真的，整天美滋滋的，也帮阿蓉做点小事，如给阿蓉提水呀，帮阿蓉修理锄头呀，食堂煮饭熟了他总会抢一块锅巴留给阿蓉。阿蓉也总是笑着夸阿钊会体贴人。阿五这伙人“山薯不吃椿到烂”（海南俗语，意为得不到的东西干脆把它搞坏），干脆火上浇油把阿蓉阿钊的事传得沸沸扬扬的。阿蓉心想树正不怕影斜，任你传吧，反正没人会信，也免得其他人再来干扰，就不去辩白了。想不到阿蓉虽为本地的女中豪杰，却忽略了“竖子不足与谋”的大忌，以至今日败在阿五这伙烂仔手下，弄到无脸见人的地步。当天下午，阿蓉就卷起背包哭着回家，再也不来农场了。

    当晚，那些女场员指着阿钊的鼻子，骂得他狗血淋头的，阿钊这才知道自己上了当，闯了祸，蒙着被子哭了个通宵。第二天一早他就到场长那里，要求场长安排他到“福建园”去守寮。福建园是距离场部十多里路的偏僻山坳里的一个生产基地，多种作物的苗圃都在那里，怕野兽糟蹋了，就搭一个草寮子由一个人住在那里，日夜守卫。之前换了好几个人，都因为“闹鬼”怕了，不敢去了。农场正想再安排人去，阿钊主动要求，那是最好不过的了。于是阿钊便一个人到偏僻山坳里守寮去了。

    大约过了一年多吧，我被大队安排去当民办教师，过几天就要上任了，我突然想起多时不见的可怜的阿钊来。恰好那天农场安排十人去苗圃劳动，于是我就去了。

    阿钊住的草寮实在太简陋了，一根根竖着的木条用山藤绑得密密的，围在四周就是墙了。屋内有一张用山竹子搭的约一米大的床，床底有个瓮，是用来装米的。三块石头垒的灶上一个旧铁锅，灶边有个沙锅装着盐，旁边叠着几个碗。屋角一个鸡窝里一只母鸡在孵蛋，一只狗跟着他，这就是他的全部家产了。我们来时，那狗吠了几声，阿钊骂了一声，那狗马上乖了，扭着腰，摆着尾，前脚跪下向我们行了个大礼。

    “阿钊，今天得招待我们了！”小何说。

    “瓮里有米，沟边我种有菜，今天大家就在这吃饭吧。”阿钊说。

    “这算什么招待？过几天阿才就要升任民师了，他那么关心你，老是说同情你的话，连你会哼的那几首语录歌也是他很耐心教会你的，你就这么招待老师？”阿轩拿我做招牌。

    “那只母鸡孵蛋过几天就出仔了，要不，我会杀鸡招待的。”阿钊很难为情。

    “鸡杀不了就杀狗呀！况且一只鸡也不够大家吃。”小何忽然撸出一句。

    “那狗最会捉山鼠了，杀了它山鼠会把那苗圃里的幼苗吃光的。”阿钊的脑袋微微的抖了抖。

    “你这吝啬鬼，就会找挡箭牌！”阿轩用了激将法。

    “唉！”阿钊无话可说。

    “那就杀了，啊？”小何蹲下来睨着阿钊的脸，手掌往脖子下抹了一下。阿钊只好无奈地点了点头。

    我以为他们在开玩笑，不料阿轩这“田猴喉”（田猴是海南山沟里的一种鱼，最贪吃，钓鱼时饵儿一下水，它就急急吞下去，所以人们称贪吃的人叫田猴喉）从寮后拿来一个麻袋，把袋口朝下，一下子罩住躺在阿钊脚边的狗，那狗吓得一跳，恰好跳进袋中，小何这冷血杀手拿根藤条早捆了袋口，三步并作两步拖到寮后的深水沟边扔了下去。

    我要去救，无奈水深，阿轩拿一根长长的木条，死死地摁住，把麻袋压到了沟底……

    我急得直跺脚，指责他们两个太无礼。阿轩嘿嘿笑着说：“不就一只狗嘛！这狗已养大了，再养下去也大不了了，白白浪费粮食。过几天我从家里抱一只狗仔给他，过三四个月不又是一只大狗？”

    “杀就杀吧，反正招待你这读书人我心里甜！”看得出阿钊眼眶里噙着泪，他急忙抓起衣角拭了一下，反过来苦笑着安慰我。

    这天上午大家分工合作，阿轩、小何两人去摆弄狗肉，小林自告奋勇跑到十五、六里外的大石小铺仔去买酒，五、六个人到苗圃那边装模作样地除草，我便和阿钊坐在寮边聊起来。

    “阿钊，你守寮这么久了，这里真会闹鬼？”

    “嘿嘿！”阿钊从口袋里摸出烟袋，眼看着苍茫的大山来了精神。

    “是的，那个下细雨的深夜鬼就来撞寮了，沙沙！沙沙！整个寮都颤动了。我醒了过来，四周黑洞洞的，寮西边的柴条墙被弄得噼里啪啦的，我坐了起来。”

    “你怕吗？”

    “我已不是人了，还会怕鬼吗？”阿钊的头本能地抖了抖，一本正经地接着说，“我拿起手电筒往柴条缝外一照，哪里是什么鬼？原来是一只大山猪。它屁股往墙上猛擦，差点就要把墙擦塌了。我一照，它就訇訇的叫着跑了。‘山猪老精人老愚’，别看这家伙呆头呆脑的，它可有心计哩！它被国清爹的火药枪打精了，是故意来试探的。如果寮里没人，就回去带它那群猪仔过来，那几亩番薯一夜就被它糟蹋光了。”

    “啊？”我半信半疑地瞪着阿钊。

    “还有那一夜，我听到了宏安伯爹说的‘刹腊仔’的叫声了。”（海南人把未满月就死去的婴儿叫“刹腊仔”）

    “舅呀！舅呀！……下半夜了，从下沟边传来凄惨的叫声。”

    “阿钊，你不是乱说吓唬我的吧？”我的脑袋有点大起来。

    “是真的！”从阿钊腊黄的脸上我看不出半点的胡扯。

    他抓起水烟筒，把烟丝填到烟嘴上接着说：“我翻身起床，穿上水鞋，拿着砍刀就悄悄的往下沟摸去。”

    “不拿手电筒吗？”我关切地问。

    “拿了，但天东边有一弯月牙儿，稍微见得路，照手电会惊动它的。我摸到水翁树底下，舅呀！舅呀！那刹腊仔还在叫，我模模糊糊看到水中的那块石头上蹲着一个驼背的家伙。用手电一照，哇的一声飞起一只大鸟，原来是一只白环鸟。它张开翅膀就象一个人伸开两臂那么长！”阿钊口吐烟雾，那水烟筒里的水啦啦啦地唱起了歌。

    阿钊竟然有那么多惊险的经历，这是我始料不及的。白环鸟是什么鸟我一生也没考究过。他还讲了逮白环鸟和捕刺猬的事。这都是我没经历过的。他说，下次捕到刺猬，一定叫我过去尝鲜。

    那天我吃了平生最乏味的狗肉之后，过了三、五天就离开大队农场当民办教师去了。恢复高考后我上了大学，毕业后又离开故乡到外地工作。也许是为了拼搏前程吧，也许是为了生计谋生太忙吧，总之在阿钊看来我是“贵人多忘事”把他忘了。四十多年过去了，我竟从没到深山里去看望过他，也因此遗憾一生没见过白环鸟没尝过刺猬肉。

    退休了，我没事一身轻，有时也到老家小住几天。那天妻突然说到苏区农场那边走走吧，那边国家已拨款修了水泥路了。她也是当年农场的场员。于是我们便骑着摩托车往农场那边奔去。

    时隔四十余年，如今的苏区农场已没有了当年的痕迹。这里已承包给别人经营了。好在当年的副场长乙爹也承包了一个山头，我们见了他才了解到我当年离开农场后的一些情况。原来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随着农村体制改革，大队农场解散了，当年的十多名知青已回潮州去了，那些老场员已有二十多人离开了人世，其他的人也分散各地，都老了。人生沧桑变化莫测，我俩感叹不已。

    “阿钊呢？”我突然记起阿钊。

    “嘿嘿！斜树不倒竖树倒，这小子一辈子病怏怏的如今却还健在，住进了镇上的敬老院，还结了婚。”

    “结婚？不是像当年那样的笑话吧！”

    “不是，是真的！”

    “啊？！”惊愕之余我内心真有点庆幸。

    今年正月初五一早，我就骑车直奔镇敬老院。进门遇一老人一问，老人指着北面的那幢平楼说阿钊夫妻俩就住在4号房。可能阿钊已听到我的问声吧，我转身刚上台阶他就从4号房里迎出来。龟脖猿头、黄脸微抖，跟四十多年前的模样差不了多少，七十几岁的人了头上竟没长一根白发。我叫了他一声，走上前去握住他的手。他笑着说，来就来呗干嘛还带这么多礼物？说着他把我让进屋里。这屋大约25平方米，全新的。屋里有两张木沙发椅，一个茶几，两个衣柜两张床，有卫生间。靠内的那张床上坐着一个稍胖圆脸的老妈子。我说这就是钊嫂吧，阿钊说七老八歪了还叫什么嫂？大家都叫她加里婆。加里婆笑着点了点头说年前摔伤了腿，行动不便。她指着沙发椅叫我坐。我刚坐下，邻居的老人就三三两两走了过来，阿钊从屋角拉出五六张塑料凳子，让大家坐。他从我带来的包包里捧出水果、糖果、饼干放在茶几上，于是老人们便一边吃，一边七嘴八舌聊了起来。

    加里婆家在加里坡村，中年丧夫，独女嫁后老年体弱无依便进了敬老院。阿钊勤快，常帮人，会体贴人，入敬老院后常帮加里婆，把她当亲人。加里婆便在众人或赞同或嘲讽或鄙夷的不同笑声里硬是跟阿钊在敬老院里睡到了一张床上，成了镇上的一桩大新闻。他们结婚至今已有八年了。问到目前的生活，阿钊很满意。他说共产党、人民政府太好了，像我这样一生对社会没贡献的没用的人，老了政府还给了这么好的待遇，有专人照顾，住得好，穿得好，吃得好，有娱乐场所，我还有了老婆，每月政府还发三百多块的零用钱，凡是节日，市里或镇里的干部都会来慰问。我满足了，无所求了，连年、月、日都忘了，全身轻松，不知自己是老是幼。我现在是世上最快活的人哩！

    我本来是想到敬老院来安慰阿钊的，料不到阿钊的心比我还轻松。阿钊的心态告诉人们：知足常乐、学会遗忘、无所求，这正是老人长寿的秘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