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锡武

    王正皎与我的祖父是族兄弟关系，比祖父小二十岁。我父亲称他为皎叔，我叫他皎公。皎公是我们村的传奇人物之一。

    皎公少年时比较聪明，初级小学毕业后，受进步思想影响，曾参加过革命，当过兵。后来，革命低潮时，被国民党政府通缉，又找不到组织，出于安全考虑，投奔南洋亲族。他在马来西亚度过了十多年，从事理发工作。在南洋，他经常看报纸，关注国内革命斗争形势，同时在经济上暗中支持马来西亚共产党的活动。1950年5月，海南解放，他便主动回国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曾被评为积极分子。他家的房屋在日本侵琼时期被日本军机投弹炸毁，因此，在土地改革中，他除了分得土地，还分得房产。后来，龙江墟缺少理发员，当时的龙江乡政府领导知道他在南洋当过理发师，就请他出山重操旧业，为社会、为人民服务。他便成了龙江理发合作店的创始成员。

    皎公识大体，为人勤劳朴实。在195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中期的二十年间，凡是搞水利工程，开荒造田，人山人海战天斗地，他总是积极主动上工地为民工们理发。他整日都是乐呵呵的，从不怨苦叫累。一张十平方米的帆布架起来，再放一张椅子，就是他的理发站。不管是烈日炎炎，还是寒风冷雨，他都坚守岗位。平时在店里，他也是随叫随到，勤勉敬业，星期天或节假日也不休息，因为别人放假，他们店却是门庭若市，生意兴隆。

    “文革”中，皎公也有过苦闷，甚至有时惊恐到整夜不能安眠。因为造反派怀疑他是叛徒、逃兵，说他曾参加革命，为什么中途而退？在南洋生活过得好，为什么要回国受苦？是否受国外敌对势力委派？一连串的问题使他惴惴不安。有一天，他回家清理旧物，在他从南洋带回的旧皮箱夹层中偶然发现一张发黄的条子。那是他在南洋支持马共经费的收据，上面的数字是50马币。他如获至宝，第二天就拿到龙江交给造反派头头们看，并说：“我要是叛徒、逃兵，我不会继续支持共产党革命；要是受外敌委派，哪会有支持革命的收款条？”造反派看了条子后，消除了对他的怀疑。在一次我找他理发的时候，他对我说：“想不到无意中存留的一张旧捐款收条，救了咱的命。真是天助我也。”

    改革开放后，皎公已是一个老头子了，头发也全白了。但他仍在龙江理发店从事理发工作。有一段时间，他的胁肋间经常疼痛，吃药也不见好转。他到海垦医院检查，被诊断为肝硬化。半年里，病情逐渐加重。有人对他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雷公不乱打，毒蛇不乱咬。去请‘道公’（迷信职业者）查看一下，了解是什么原因。”皎公从来不相信迷信，但在万般无奈之下，他也只好去请“道公”查看。“道公”问：“你平生有没有做过什么恶事？”皎公回答：“没有。”道公感慨地说：“既然平生没有做过恶事，你来问我也无用，我无从为你解恶消灾。”皎公回家，左思右想：自己平生做过什么恶事呢？想了半日，他才回忆起平生做过的唯一一桩恶事。

    那是“文革”中期，有一天傍晚下班后，其他店员都回家了，他独自留下看守店铺。他发现理发店的墙角处钩上吊着一串猪肉，用手掂了掂，约有一斤半左右吧。他便等待忘记拿肉的人回来拿，但是等到晚上九点多钟都没有人来，猪肉也开始发出腐烂的臭味。他以为失主已忘记猪肉遗失在哪里了。当时，猪肉是十分珍贵的。一个月，一个国家干部、职工或教师才配给一斤半呢。让它腐烂掉，太可惜了。他便拿这一串猪肉到厨房洗净、切块、炒熟，放在厨柜里。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也没有人来认领，加上肉香的诱惑，煮早餐的时候，他便拿一部分来煮粥吃。刚吃完粥，就有一个人匆匆忙忙走进店来，问他：“你看见我的那一串猪肉吗？”皎公立刻知道自己错了。但猪肉已被自己吃了一部分，剩下的那些，如何拿得出交给人家呢！事情传出去，自己的面子往哪搁？要是有人卖猪肉就好了，再买一斤还给人家。但哪里能买到猪肉呢？没有肉票买不到啊！因此，皎公便说：“没有见过什么肉。”又问那人家住哪村，叫什么名字，并安慰他说：“今明两日，如果有人拿错了，送回来，我再通知你来拿。”那人悻悻地离去了。

    时间已过了十余年，忆及这件往事，皎公心想：不管时间多久，错了就应该改正，况且改革开放后，政策放宽，市场繁荣，到处都有猪肉卖，也为自己改正错误创造了条件。第二天，他到菜市场买了三斤猪肉，亲自送到遗失猪肉的那个人家，并说明情况，诚心赔礼道歉。他的行动得到失主的谅解和赞许。

    此后数年，皎公辞职回家休养，由于心情放松，问心无愧，无事牵挂，加上积极治疗，注意饮食，按时作息，皎公的病情有很大好转。1992年，他82岁的时候，安祥地驾鹤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