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锡武

    我在龙江华侨中学当教师时，梁师傅参与学校美化工程施工。当时，我想请他帮忙浇铸两块一尺半长、一尺宽、二寸厚的水泥板，拿回家放在院子门外边当垫脚石，并说每块愿付给他15元。他说，他给老板打工，材料是老板的，给我铸造两块水泥板，人家会说他谋私，损人利己，影响不好。他婉言谢绝了。在交谈中，他给我讲了一个有趣而又令人深思的真实故事，至今难忘。

    他说，他家所在的村子东头，有毗邻而居的两户人家。一户主人姓梁，名叫梁敏；另一户主人姓金，名叫金宝。两个人的气质不同：梁敏勤劳质朴，改革开放后，积极创业，带领全家人开荒种胡椒、橡胶、槟榔，家境渐富；而金宝受到不良思想的影响，经常参赌，玩“牌九”等，无心创业。人们说十赌九输，结果他欠人许多钱债，家道衰落，生活陷入了困顿。

    梁敏家与金宝家的园界上长着一棵笔直高大的花梨树，树干底部一个大人方可合抱，离两家有四五十米远。有一天，外地两个客商来到金宝家，问他：“附近园边那棵花梨树是谁家的？我们想买，可以付给人民币16万元价钱。”金宝一听，无比兴奋，仿佛元宝从天而降，当下就说是他家的，马上就想卖。但买树的人说：“待砍树那天再付款。”金宝欲卖花梨树的事在村中传开了，梁敏听到后，马上去找金宝交涉，说那棵花梨树是他在1968年从镇上买回树苗种植的，希望金宝不要占他家的树木，不要见钱眼红。金宝也毫不示弱，说那棵花梨树是他1965年从镇林场买回树苗种的，叫梁敏不要冒认。他们请村委会解决，但村委会调解了六七次都失败。最后只好请示镇司法办公室调解。镇司法办公室调查、走访后，也没有找到谁种花梨树的确凿证据。因此，这事就一直搁着，无法解决。

    过了几个月，在广东工作的梁敏的儿子回了家。梁敏对儿子说：“金宝想占咱家的花梨树。两家争论到现在也没有结果，闹得两家关系很紧张，互不问候，互不来往，如同陌路人。”梁敏的儿子说：“那棵花梨树明明是咱家的，他怎么能占呢！”又说：“那年，我八九岁，你种树是在傍晚时候，我正在吃晚饭。我捧着饭边吃边走去看你种树，不小心被树枝绊倒，饭撒了一地，碗撞在石头上被打破。你当时还骂我不小心，只顾吃，不看路。之后，你担心饭碗碎片会无意中割伤人的脚丫，叫我拾起饭碗碎片扔进树穴中，再种上花梨树苗。我现在还记得十分清楚。”梁敏也顿时记起此事。次日，他到镇司法办反映了这一情况。

    镇司法办的同志找两家来开会，摆出各家的具体情况。但金宝认为“打饭碗”事是梁家编造出来的，还是坚持花梨树是他1965年种的。无奈之下，镇司法办的同志提出建议：由司法办将这棵花梨树按16万元卖给客商。砍树时，再叫挖掘机将树头刨起，如果树根底部找到饭碗碎片，这树就是梁家的；如果没有饭碗碎片，此树就是金家的。占人家树木的人要写悔过书，张贴在村中心公共场所。两家达成了协议。

    砍树那天，挖掘机刨出花梨树根，在树根的底部果然有几块饭碗碎片。同时，擦净碎片上的泥土，把它们凑合起来，碗上面还清楚地看到天蓝色的“抓革命，促生产”六个字。这六个字，是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政治口号之一。金宝说他在1965年种此树，不可能有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制造的饭碗碎片埋于树根底下。这树是梁家1968年种植无疑。

    在事实面前，金宝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写了悔过书。悔过书的内容如下：悔过人金宝，因贪心占梁敏家花梨树一棵，特此悔过。保证以后不再干此类缺德事。望大家原谅！

    俗话说有理也要让三分。金宝既已认错，梁敏在卖树之后，见金宝家生活困难，便主动送去5000元帮助他，并说：“邻里情，永久长。过去的事就当做旧纸放火烧了吧！”此后，两家重归和好。

    时间匆匆，一晃就是数年。去年，我在嘉积车站候车，无意中又遇到梁师傅。数年不见，他的头发已经白了许多。他要往海口市参与一个生态工程施工。谈话中，我向他了解金宝近来的情况。他说，金宝后来在政府的关心和扶持下，在梁敏等村中群众的帮助下，端正了人生态度，彻底改掉了好赌的恶习，虽然年近古稀，但身体硬朗，勤劳创业，专心种养，种白花油茶，栏养黑山羊，家庭年收入三四万元，已经摆脱了贫困，走上了致富路。在农村危房改造中，政府还资助他5万元建起了一座新屋。真是浪子有幸遇上了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