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业基

    我们村里的浩公，读过“祠堂”（因学校办在祠堂里，村里人故将学校叫做祠堂），且跟先生描过红（即描字帖）。早先，他在我们村里算是识字最多的人，且书写在村里村外数一数二。据说，过去村里人逢年过节或办喜事时，都喜欢买张红纸去求他写副对联张贴以渲染喜气福气。他也是来者不拒，提笔就写。写完一副，他松一口气，然后慢吞吞地说：“书怕吊，人怕臭呀（在海南话中，‘吊’‘臭’两字同韵）！”人们起先只是会意地笑笑：书写容易，但张贴或吊挂出来人们就不那么容易恭维了；人，最看重的是名声，名声臭了还能做人？后来看到他每写完一副对联都这样说，围观的人竟放声大笑起来。他不知大家笑什么，问：“不是吗？书怕吊呢！”“是的是的，书——怕——吊呢！”大家的笑声就更大了。

    从此以后，他就有了“怕吊”这个外号。因他在村里的辈分大，大家干脆就叫他“怕吊公”。而他，每每听到有人叫他“怕吊公”时，他不烦也不怒，还是像往常那样，与人相遇，脸上脸下堆满笑意；与邻相处，话里话外和和气气。

    海南刚解放那几年，识字的人并不多。政府大办学校，联村都办起了教学点，乡（当时的乡比现在两三个村委会大不了多少）里办起了完小。识字的人不多，政府便在乡村里招了一些识字的人到学校任教。“怕吊公”被选中，便“洗脚上坡”，到外地去教书。刚开始时，他所在的教学点只有一二年级两个小班几个孩子，两三年后又有了三四年级。显然他一个人是难于对付如此繁重的教学任务的，于是，上级便安排一位外地的读书人来与他一起教书。学校虽小，也总得有校长，他早在这里教书，这校长自然就由他来担当。他性情好，和新来的老师相处得很好。他们一起干了好多年。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遭受三年自然灾害后，经济极为困难，政府便压缩编制，上级安排一个压缩名额到“怕吊公”所在的教学点。也就是说，两人必须“压缩”一个。那个老师不说话，“怕吊公”想了想，说：“还是我回家吧。这里就交给你了。”那位老师抬起头，看着他，良久，才点了点头，眼睛里盈满了泪花。

    他回到村里后，村里人认为他识字，人缘也好，就选他当生产队队长。当时的生产队队长，是不领国家工资的最低一级“行政长官”。那时，生产队的主要事务不由得你队长做主，得听从上级统一安排，管理上还要看上级的眼色办事，也就是说，上级安排什么你就做什么，不能违抗。违抗，那可是“路线”问题。出了“路线”问题，小到公社“学习班”里闷坐几天，大到群众大会上“站桌角”，接受群众的批判。一个生产队，几十户人家，百来口人，这些人要吃要穿。所以，别小看这个小小的队长，不好当呢。但这个位置总得有人，这么多人的生活总得有人操这份心。他想了想，就说：“既然大家相信我，那我就当吧。”幸亏他做人一生谨慎，方方面面小心翼翼地处事。俗话说得好：“小心驶得万年船”。各种“运动”，他总能平安捱过，生产队里的工作也安排得有条不紊。既没有违背“大方向”，也没有错过农时。一年下来，田地里的各种作物都获得好收成，队里唯一的副业“土工活”也红红火火，“劳日值”也比别的生产队高。大家对他就更加敬重了。此后，生产队里的工作安排比其他生产队来说顺当多了。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国大地席卷“红色浪潮”，红色标语红色语录到处粉刷。我们村在“怕吊公”的安排下，各家各户大大小小的房门上也都刷有两个大大红红的“忠”和“公”字。人们早起读“老三篇”（即毛主席写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文章），晚上跳“忠字舞”。出工前背语录，收工时用语录对照检查。后来，揪斗“走资派”之风也刮到小小的生产队里。我们村里也有几个在外读书的学生仔回来嚷嚷要抓生产队里的“走资派”。由于“怕吊公”名声好，那几个小毛孩也掀不起大浪，在村子里乱喊乱叫几圈就草草收场了。“怕吊公”照样每天出工前站在大榕树下拿着铁皮话筒安排社员们的工种，安排完后照样扛着一把锄头到田地里管水。不过，为了应付“运动”，他也叫人在一棵大树上搭建一平台，让几位年轻人每天三餐前坐在上面拿着铁皮话筒“广播”当天报纸的头版头条。这，就保证了村里“抓革命”“促生产”两不误。

    “文革”后，“怕吊公”上了年纪，辞掉了队长一职。那时，刚好大队在上级有关部门的关照下拉了文岭水电站的电，大队部便安排他和刚从大队干部位置上退下来的我爸一起管电。其实他俩都是“电盲”。“青夜（青夜，方言，即瞎眼）不怕虎”，他俩竟也一前一后巡查线路，维修电路。在一次台风中，他俩巡查到大队高压器电房时，电表发生爆炸，我爸走在前面，被强电击倒，脸部被烧得张不开眼。“怕吊公”将我爸送回家，还四处找药医治我爸的双眼，一直忙到我爸能张开双眼能下地走路才放心。后来电网合并，电力部门派来专业人士管理电路，他们两个才退下来。不久，政府开始“落策”，“怕吊公”被“落策”回到了教育单位。由于已超过退休年龄，他办理了退休手续。有了退休金，他还是怕闲着，又到食品公司屠宰厂帮忙，一直忙到他仙逝的那一天。村里人记念他平时的好处，都来帮忙处理他的后事，直到将他送上坡岭，入土为安，人们才重重地舒了一口气：“哎，怕吊公这个人，好人一个！”

    近日回村看望老妈，听老妈唠叨起“怕吊公”的种种好处，我便对“怕吊公”油然而生敬意。我是“怕吊公”看着长大的，他写的字我看过，的确写得很好，与他的为人一样：端端正正。他曾对我说过：书写，要端端正正；做人，也要端端正正。“怕吊公”早已作古，但他的这一开导，我至今仍能记得。回来后，我写下上面的文字，以表示我以及村人对他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