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献卿

    “番薯好，牛屎牛尿好，政治‘不平’（比不上）番薯好。”每每说到番薯，我就会想起一个“疯子公”嘴里不停念叨的这几句话。

    话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村里有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头子，因为行为怪癖，说话颠三倒四，村里人和他的家人都认为他发了疯，于是他的儿孙们便不由分说，将他锁进了一间破屋子里。他不吵也不闹，不疯也不癫，相反的，人们总见到他规规矩矩地站在那个木格子窗口里，不停地念叨着上面的那几句话。村子里的孩子见他古怪，就常常躲在那个窗台的外面偷听他说疯话，有时还捡个小石子偷袭他。但他就是没有任何反应，口里仍然念念有词：“番薯好……”

    “番薯”——“牛屎牛尿”——“政治”，此三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关联呢？这“疯子公”怎么会把这三个似乎并不关联的东西连在一起念叨不停呢？我不知道，村里的大人们也不知道，连他的几个儿孙们也不知道。人们只是无奈地说，那是疯人说疯话，你怎么还当真起来了？难道是他不疯倒是你疯了？！

    大家不再把这几句话当回事，可是我却一直把那几句话放在心上，笑过后总要不停地自问：那是什么意思呢？他为什么要那样念叨呢？

    我相信，事物总是存在着因果关系的，有其因必有其果，有其果也必有其因。我想，他一定是对番薯、对牛屎牛尿、对政治有着特殊的经历和感受，这是最基本的逻辑。不然，他为什么不说“石头”“猪姆”“雷公”“猴孙”等等这些他最熟悉的事物呢？

    物质决定意识，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探究他的生活经历和感受，从中去寻找合乎逻辑的答案。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人民公社化”年代，一般一个乡镇就是一个公社，一个自然村就是一个生产队，村民就是生产队的社员，大家听广播一起出工干集体活，生产的粮食等生活物资按劳动力和出工干活所得的工分分配。那时候人们的生产力水平很低，生产技术也很落后，再加上出集体工积极性不高，所以稻米等粮食产量很低，根本不够吃。好在番薯易种易管产量高易加工而且好吃，因此生产队的坡地基本上都种番薯，村民的自留地基本上也是种番薯。人要吃番薯，养猪也要吃番薯，那个年代的农村人生活是离不开番薯的，而有些地方干脆就是吃番薯饭——把少量的大米与较多的番薯放在一起熬煮来吃，总之是能填饱肚子就行。虽然番薯吃多了有时会反胃吐酸水，甚至有时还会拉肚子，但是，人到饥饿日，便是求食时，难道谁受得了肠胃的咕咕抗议？难道有谁会宁愿饿到死，不吃“番薯生”？至于反胃拉肚子之类的小毛病，停吃几天番薯就好。由此看来，“疯子公”说“番薯好”无疑就在情理之中了。

    那么，他怎么又说到“牛屎牛尿好”呢？应该说，这其实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当时生产队种地需要牛，村民种自留地要用牛，所以家家户户都养牛，而养牛的另一个目的就是用牛屎牛尿做肥料：农作物需要肥料，种番薯当然也需要肥料；生产队要用，村民的自留地也要用。而当时基本上就没有化肥，连什么是化肥都不知道，当然就更不用说用化肥做肥料了。那么，最好的肥料自然就是农家肥——草木灰、鸡鸭屎、猪屎猪尿、人粪尿这一类。但是，草木灰需要烧掉大量的草木才能得到一些，基本上是村民用柴火煮饭做菜从灶肚里掏出来的灰烬。村民们本来就养不起多少鸡鸭，而鸡鸭屎产量又低；当时村民养猪一般是放养，哪能积到多少猪屎猪尿？连大人小孩大小便一般都是野外解决，屎还没拉出来，常常是一群大猪小猪就等着“享用”了。所以最好的肥料自然就是牛屎牛尿了。其优点，一是量多；二是容易回收——见到牛要拉屎拉尿了，赶快用竹筐或者尿桶接住就是，就算是拉在地面上的牛屎，人们也可以随时随地捡拾。尤其是用它给农作物施肥，无毒无害，肥力持久，而且越施土壤越松软，有保护土壤的作用，真真正正的好肥料啊！当时生产队还特设专门人员，负责过称村民们收集起来的牛屎牛尿，集中倒在一个大粪池或者大尿池里沤熟备用，人们可凭此换取工分。所以村民们对牛屎牛尿极为珍惜，而“疯子公”就曾经是负责这一事务的人员，他对牛屎牛尿的感情就更是非同寻常，据说他的十个脚趾头全都没有趾甲就是因为常年用脚拨扫牛屎磨秃了的。那时候，村民们一早起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快去接牛屎牛尿，生怕牛尿会被牛拉到了地上。人们催牛拉尿的声音简直就是一首动听的乐曲：“尿——尿尿哦——牛姆放尿啊……”一般唱个十来分钟，牛姆就会哗啦啦地拉出尿来，人们就赶快拿尿桶接住。几乎可以说，没有牛屎牛尿就没有番薯吃，也难怪“疯子公”要念叨“牛屎牛尿好”了。

    比较难理解的是“政治不平番薯好”这一句。政治与番薯拉上关系，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这里，我也只能做一般性的推理，不知是否妥当。

    当年我在海南侨中读高中刚毕业，大学暂时不招生了，说是师生停课半年留校搞“文化大革命”。所谓“文革”，在一般农村人的意识中，就是“斗争坏人”。在长期的政治运动中，“政治”这个概念早已深入人心。日寇侵琼时，“疯子公”的儿子曾经当过“保长”，“疯子公”自然就是“保长”的父亲了，而“保长”在“文革”时是被列为坏人、成为斗争的对象的。所以，“疯子公”父子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就是毫无疑问的了。由此看来，“疯子公”对政治的敏感甚至反感也就是很自然的了，只是不敢明说而已。所以，拿政治来与番薯比，自然是“政治不平番薯好”了。

    说到这里，我们似乎找到了“疯子公”话中“番薯——牛屎牛尿——政治”三者之间的一定关联。既如此，或许我们也可以这样猜测：那“疯子公”可能本来就不疯！因为疯子说的话怎么可能有什么逻辑可言呢？但无论怎么说，这个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只要从“疯子公”的故事中得到一点有益的启示，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