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锡武

周医生，名可钦，琼海市嘉积镇人。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广东中山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我们镇（当时称公社）卫生院当医生，两年后被委任当了院长。但群众仍习惯称他为周医生。他医术高明，是当时我们这地方上的名医之一。他治好很多人的沉疴固疾，妙手回春，救活许多人的生命，深得群众爱戴。我其时当公社普通干部，主要负责写一些调查报告和有关材料。因公社大院与卫生院对门，干部与医生之间在下班后，经常在一起闲聊，我因而与周医生相识，逐渐成为较相好的朋友。自己生病了，曾多次请周医生诊治，他总是认真检查，反复询问，每次打针吃药后，都会很快恢复健康。我对他更加的尊重。他比我大10岁，我们成为忘年交。

1971年，一日中午下班后，卫生院的医生和工作人员到食堂排队打饭吃，排在周医生后面的一位工作人员对他说：“周医生，你脖子上耳后处为何长出一个疣呢？”周医生转过面来生气地说：“正经点，快吃饭了，还要开玩笑。”那位工作人员说：“我不是开玩笑，这是真的啊。”周医生用手摸摸脖子，果真有一个疣状物凸起。吃完饭后，回到宿舍，他翻开医学书籍，研究脖子耳后长疣是什么病症，了解到脖子耳后长疣，不痛不痒，很可能是鼻咽癌的症状之一。几天后，周医生请假到广州检查，被确诊为鼻咽癌，他立即到广州肿瘤医院治病。因病人多，被安排在三个月以后。当时，广州肿瘤医院的一位主治医师是他读大学时教过他的教授。他拜访恩师，提出及早治疗的愿望。教授很关心和爱惜自己的学生，欣然答应挤出时间逢星期日为他电疗，且制订严密的治疗方案。由于早发现，又得到及早高质量的治疗，他的病很快转好而出院。他很庆幸自己不幸中的大幸。

回到单位后，周医生不休息，第二天就上班，整个身心都放在工作上。一天晚上，我去看望他。他曾对我说：“患病之初，心情很忧虑。但后来想，过多的忧虑对治病不利，还是应该‘既来之，则安之’，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是战胜疾病的前提条件之一。”我深以为然。

那时，到卫生院看病的群众，见从广州治病回来的周医生脸色黎黑，身体虚弱，骨瘦嶙峋，心里都感到很难过。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物资供应紧张，机关单位工作人员每月仅供应一斤半猪肉、二两清油和26斤大米，逢节日才能吃到几块鸡肉。对于一个患过癌症的病者来说，营养是远远不够的。又因周医生到广州治病花了一大笔钱，虽然公家报销了一部分，仍欠人家几百元债，且又要支持家庭和供孩子读书，他每月60多元的工资也难于应付，困难可想而知。即使农贸市场上有一些议价猪肉和鸡鸭出售，他也买不起。在这种情况下，经他诊治而病得到痊愈的一些群众虽然自己生活也困难，但由于心怀感激，还是主动给他送来一两只鸡让他补补身体。但他坚决不要，认为收受礼物有违组织纪律，又有损于“白衣天使”的形象。因此，有个别群众就把鸡捏死了拿去问他：“死瘟鸡要不要？”周医生在生活困顿的情况下接受了。他把“死瘟鸡”宰了，又用盐水泡浸消毒，再煲熟了吃，都没有什么不良反应。且多次吃“死瘟鸡”后，身体反而逐渐强壮和健康起来。他起初认为以毒攻毒，“死瘟鸡”也可以治恶疾。后来，群众断断续续，隔三差四送来的“死瘟鸡”，他都宰来吃。多半年过后，周医生完全恢复了健康。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很好。但他却被人们称为爱吃死瘟鸡的医生。

后来，在一次交谈中，我对周医生说：“你吃的死瘟鸡，其实都是无病的健康鸡。只因你太清廉，送健康的鸡你坚决拒绝、不要，所以群众才把鸡捏死了，当作死瘟鸡送给你补养身体。你试想一下，世间哪有人特地把死瘟鸡送给别人的呢？”他听后恍然大悟，说：“别人吃死瘟鸡都有些不良反应，而我吃它从来都没有什么不良反应。原来是群众暗中对我的关爱。人民群众对我感情不薄，我将终生铭记！”此后，他在自己的诊桌上贴一张纸条，上写“我病已痊愈，不再吃死瘟鸡了”。不知内情的人都觉得此举可笑。

改革开放后，周医生被调往上一级医院当医生。许多群众依依不舍送别他。听说一些群众后来还搭车几十里去找他看病。我已多年没有听到周医生的消息了。古人说“仁者寿”，今人言“好人天助”。如果周医生还健在，他今年应是83岁高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