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德才

尊祖敬宗是中华儿女的传统美德，祭祀祖宗也是我们黄帝子孙的悠久传统。在祭祀活动中，祠堂的一些专用名词很多人往往弄不清楚，比如“堂号”的定义及来历就有好多人不甚了解。为什么我们的祠堂是“德星堂”，他们的祠堂是“颍川堂”？还有其他人的祠堂是“永泽堂”“河东堂”？中华各姓氏堂号或郡号有几千个，用只言片语难解其惑。我参考了一些相关资料，现简要摘录、综合整理于下，以期大家有个比较清楚的了解。

堂号是家族门户的代称，是家族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因古代同姓族人多聚族而居，往往数世同堂，或同一姓氏的支派、分房集中居住于某一处或相近数处庭堂、宅院之中，堂号就成为某一同族人的共同徽号。另外，由于历史悠久，有些虽是同姓同宗但由于年久失联，各支派又根据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崇拜观念或不同的典故定下不同的堂号。

堂号的来历、特色,大致分为如下12个类型：

1.以血缘关系命名堂号。

例如：福建、广东一带洪、江、汪、龚、翁、方六个姓氏，虽然姓氏不同，但却是一个先祖属同一家族，追本溯源都是翁姓的后裔，有同一血缘关系，于是他们便以“六桂堂”为共同的堂号。

2.以地域命名堂号。

例如：颍水出于河南省西境颍谷，向东南流，入淮河；另一支从阳城县阳乾山颍水所出，东入淮河，过三郡，行千五百里。古时颍水称颍川，陈氏、钟氏、赖氏、邬氏、田氏等姓氏的发祥地就在这里，并且是该地区的望族。从颍川迁徙而来的这些姓氏后代，有不少分支便以“颍川堂”为堂号。

3.以先世的嘉言懿行为堂号。

中国人向有慎终追远的美德，以先世祖宗的嘉宗懿行深感自豪，往往以此命名堂号，千古留芳。

例如：东汉太尉杨震当年担任东莱太守时，道经昌邑，县令王密深夜求见，以黄金十斤贿赂杨震。杨震严词拒绝说：作为故人知交，我对您是了解的，而您怎么对我的人品不了解呢？王密说：我深夜而来，无人知道这回事情。杨震回答说：此事天知、神知、我知、子知，怎能说是无人知晓？王密只好羞愧而退。杨氏后代子孙为尊崇和怀念这位拒腐蚀、不受贿的先祖杨震，便以“四知堂”“清白堂”为堂号。

4.以祖上的功业勋绩为堂号。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各个姓氏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涌现出一批功勋卓著、名垂青史的历史人物，后人往往以此作为堂号。

例如：东汉名将马援战功卓著、闻名遐迩，“马革裹尸”便是脍炙人口的历史典故。后因功封“伏波将军”，马氏后人中有一支便以“伏波堂”为堂号。

再如唐代宗时的郭子仪，因平安史之乱，屡立战功，出将入相二十余年，是维系李唐王朝的功勋大臣，被封为“汾阳王”。其后世子孙多以“汾阳堂”为堂号。

5.以传统伦理规范为堂号。

在封建宗法社会，各个家族常以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为堂号，以劝戒训勉后代子孙。

例如：唐代郓州寿张人张公芝，九世同居，麟德年间唐高宗祭祀泰山，路过郓州，至其家，问何以能九世同居、安然相处？张公芝于纸上连书百余“忍”字，道出其中诀窍全在于百事忍让。故张氏的后人为劝戒训勉后代子孙兄弟和睦安然相处，便以“百忍堂”为堂号。

6.以祖上情操雅量、高风亮节为堂号。

在封建社会中，有一批文人学士，才气横溢，品格清高，深为世人所推崇，其后代族人也引以为荣。

例如：宋代著名理学家周敦颐，品格高雅，酷爱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的清高品格，以所居之处为“爱莲堂”。其后人遂以此为堂号。晋代陶渊明因不肯为五斗米折腰，遂辞官归里，赋“归去来辞”以明其志。因陶渊明号五柳先生，其后人以“五柳堂”为堂号。再如唐代大诗人李白，自号“青莲居士”，李氏族人中遂有“青莲堂”堂号。

7.以祥瑞吉兆为堂号。

如宋代王祐曾手植三槐于庭院，言其子孙必有位居三公者（古代百官朝会，三公对槐树而立，故以三槐象征三公），后其子王曰果然位列宰相，当政十余年，深为朝廷器重。其后人便以“三槐堂”为堂号，成为中国王姓中名人辈出的名门望族，与太原王氏、琅琊王氏并列为王氏三大支派。

8.以先世名人的厅堂别墅为堂号。

为表示对同姓先世名人的仰慕之情，各姓中以其厅堂、居处为堂号。

例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晚年隐居洛阳香山，号香山居士，其后人便以“香山堂”为堂号。

9.以家族中的科举功名为堂号。

在封建社会，一些名门望族人才辈出，科第连绵，为世人称羡，遂以之为堂号。如唐代泉州人林披，有子九人，俱官居刺史（俗称州牧），门庭显赫，世人敬仰，这支林氏遂以“九牧堂”为其堂号。再如宋人临湘人徐伟事迹至孝，隐居教授于龙潭山中，有子八人，后皆知名，时称“徐氏八龙”，后人即以“八龙堂”为堂号。

10.以垂戒训勉后人的格言礼教为堂号。

此类堂号在各姓氏自立堂号中较为普遍。如“承志堂”“务本堂”“孝思堂”“孝义堂”“世耕堂”“笃信堂”“敦伦堂”“克勤堂”等等。

11.以良好祝愿为家族堂号。

此类堂号也较为常见。如“安乐堂”“安庆堂”“绍先堂”“垂裕堂”“启后堂”等。

12.以封爵、谥号或旌表褒奖为堂号。

此类堂号为历代朝廷或地方政府封赏、恩赐、旌表而来。

例如：汉桓帝时陈寔为太丘长，德高望重，誉满朝野。《汉书》记载：寔因党锢之祸自请入囚，遇赦后，三公每缺必召之，寔不受官，而退隐故里。平心率物，乡人有争讼，则求判正。众皆曰:“甘为刑罚所加，莫为陈君所短。”有一天晚上，有一小偷溜到陈寔家里，躲藏在屋梁上面，想趁机偷窃。陈寔知道屋梁上面有人，并未喊人捉拿他，而是把子孙们叫到面前训示：“今后每个人都要努力上进，勿走上邪路，做‘梁上君子’。作坏事的人并不是生来就坏，只是平常不学好，慢慢养成了坏习惯，本来可以是正人君子的却变成了小人。不要学‘梁上君子’的行为!”小偷感惭交并，下地叩头请罪。陈寔勉励他改恶向善，并赠丝绢布匹。后人常以“陈寔遗盗”比喻义行善举，“梁上君子”也成了小偷的代名词。为垂戒训勉后人，弘扬陈太丘修德清静、义行善举的高尚品德，陈寔的后人中便有以陈太丘的封爵为堂号，即“太丘堂”。

又如：东汉灵帝时,太史上奏：“德星聚奎，其五百里内有贤人焉。”汉灵帝派人查访,是退隐的陈寔常率子孙和号称“八龙”之一的荀淑等人游于许昌西湖。汉灵帝遂在许昌西湖敕建“德星亭”。陈寔的后人中，便有以汉灵帝敕建“德星亭”的褒奖为堂号，即“德星堂”。

所以，“太丘堂”和“德星堂”都是陈氏同宗兄弟的堂号，不过是各支兄弟依据不同的典故为堂号罢了。

堂号作为家族的徽号和别称，不仅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和血缘内涵，而且带有浓厚的封建宗法色彩，既是对某一姓氏家族特色的高度概括，也是当时社会形态的反映，同时具有区分宗支族别、血缘亲疏的社会功能。它的产生、发展，多与修族谱、建宗祠、祭祀祖先、宗亲联谊活动同时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