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符兴全

清晨，在洛杉矶的一个居住小区里散步，看到一幢房子前的花池里，有一株小桃树正开着花朵，我忽然想起几十年前在琼海长坡中心小学读书时，最爱看的校门口校道旁那几棵桃树和树上的桃花。 

那几棵桃树，是我进入这学校时就有了的。那弯弯斜斜的树干，横七叉八地伸展着树枝，纤嫩的绿叶一簇一簇地“贴”在树枝上，那些桃红的花朵，小小的，稀稀疏疏的开在叶子的柄头，好像粘在树枝上一样。每到课间休息时，我们都爱跑到桃树下，或看叶子，或看小花，或看果子，甚至跟踪着看果子的长大，猜测着果子的味道，因为我们那时都没有吃过桃子。而我，最爱看的是桃花，它们那小小的花朵，淡雅的色彩，很不出息地半藏在叶子间，很象我这刚从小山村里转学来的小孩子，胆怯而害羞地看着那些墟市里长大的同学，看着那时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学校和很大的墟市。因而，那桃花，也一下子把我带回几十年前美好的童年时光。

“愁眉苦脸”

我是三年级时，才转学进长坡中心小学的（以下简称“长小”）。

说是转学，其实是怯生生地跟着村里的孩子们“混”进来的。我的家，在长坡墟市附近的一个小山村里。村子里只有四户人家，几间瓦房，跟山那边的大村子合一个自然村。我早晨上学，都是爸妈带我到大村那边，跟孩子们一起去。最初，我们读的是本大队的小学，属文昌县管辖。到我读完二年级的那个暑假，大村里的孩子们就嚷着要到长小上学了。因为这是跨县读书，很不容易做到的（后来我才知道，是大村里有个叔叔在长坡公社当学区主任帮的忙）。我听了很紧张也很沮丧，怕以后就我一个人孤独地跨田洋过村庄，去上大队的小学了。我越想越怕，就在家里哭起来。爸妈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不可能有什么门路也帮我转学。爸见我哭得可怜，摸着我的头说：“侬别怕，若是全村孩子都去，侬也能去。”

开学了，大村里的孩子们果然都要转去长小了。开学第一天，天还没亮，妈就带我去大村里，到一个长我四岁、我叫做“叔”的大孩子家门口等候。人家还没起床，我和妈就坐在门槛上等。一起到了学校，那“叔”就推我一把，说：“你到三年级那教室吧，别怕，我在六年级。”我就凭着“叔”的话，进了三年级教室。教室里已是闹哄哄的了，桌椅都快要坐满了，我见靠门口的第一张还没人坐，就一屁股坐在那里。一会儿，老师来发课本了。他叫一个同学的名字，就发一套课本。同学们都得意洋洋地从我面前走过去领取课本。直到最后，课本发完了，还没我的，也不见叫我的名字。我“哇”地哭起来了。老师问我是怎来的，我照直说了，全班同学都看着我笑，笑声满教室。老师一声不响地走出去了。没过多久，他拿来了两册半旧的课本——三年级上学期的语文和算术，但封面跟同学们的不一样。老师说：那是去年的，内容相同；到下学期，你就有新课本了。

“转学”的第一天，我就当着全班同学哭了，多出名呀！而且，我是班上男同学中最瘦小的，大同学们爱取笑我，有时还找由头打我。下课时打，上课时我还哭，老师见的次数多了，给我一个绰号：“愁眉苦脸”。这可让同学们乐了。我这“嗣名”也在学校里传开了。

喜笑颜开

我学习的转折点，是在四年级。

三年级的那一年，我在“愁眉苦脸”中度过，但成绩还是中上的，且毛笔字写得好。在楷字课时，老师还叫同学们看我握笔的指法、写字的姿势，还把我写的字展现给同学们看，从而，增强了我学习的信心。因而，到了四年级，我的“愁眉苦脸”少多了，甚至没有了。特别是看到几个爱打我的大同学还留班在三年级，他们见了我反而有点害羞，我幼小的心灵由此产生了一个念头：我这么瘦小，没什么可跟人家比，只有在学习上好一点，才不会被欺负。就这么默默地听课，写作业，做试题，交考卷，不知不觉的，四年级的上学期完成了。这学期，恰好全校推行班级考评制，获得班上学习前三名的学生免交学杂费。考评公布那天，老师在讲台上宣布获奖名单：“……符兴全、第二名；”我一听，满脸都热了，我没想到我会得二等奖，班上的同学也可能都没想到，他们都扭头看我，有位女同学还悄悄说：“你看，兴全的脸那么红，都红到耳朵上啦。”是的，我觉得自己很激动。下了课，几位男同学搂着我，亲热地说：“兴全厉害呀，这么瘦小，看不出呀。”有位同学则说：“你看他人小，但脑袋很大。”大家都笑了，我也开心地笑了。“愁眉苦脸”变成喜笑颜开了。

四年级的下学期，我的学习成绩继续“高举高打”。楷字写的也有进步。这年的夏天，长坡公社举行全公社小学生楷字比赛，赛场就在我们学校的几间教室里，我和校里的十多位学生参加了比赛。我记得比赛写的字，就是雷锋的一段日记摘录：“力量从团结来，智慧从劳动来，荣誉从集体来。”我写完了，交给监场老师，就出去玩了。几天后公布结果。那时我正从家里走到学校，有位同学在校门口远远地喊我：“兴全，你又得奖了，第一名！”我高兴地向他走去。他指着校门口黑板报上张贴的几张楷字叫我看：我的排在第一，上面有红笔写着“第一名”的字样。那同学比我大，哈哈笑地抱起我就地转了几圈。

屡出范文

六年级开始的第一次作文作业，老师还未发回作业，就把我的作文油印成范文，在班上发给每个同学，先讲解范文，再发回作业。油印文是老师自己刻自己印的。这真令我喜出望外，因为我的五年级是在平淡中过来的，远没有四年级那么有“热度”，特别是作文成绩，总是六、七十分的水平，怎么写也比不上那些堆砌优美词藻，甚至大段大段抄录课外书上优美句子的同学得分高。而我每次想学那些同学的做法时，又自己把这个念头打掉了，觉得那样的作文不是自己的东西。而这六年级的开局之作，竟然成了“范文”了，我怎会不喜出望外呢？

作文写的是春节期间，大村里一个长我三岁的初中生，不肯跟他妈去村庙里拜“村公”的故事。这在当时“破四旧，立四新”的新风尚中，是很合时宜的。而且，作文是老师提要求，学生自拟题目自选材料写作的。当时，老师的要求，是记叙一件春节期间有意义的事。我就选了这件事，这是我妈告诉我的真实故事。老师对作文做了全面的讲评：学生选材聪明，故事剪裁得当，文字通顺，叙述流畅，主题鲜明，记实性强，特别是从真实的生活中发现题材，提炼主题，这对高小毕业生来说，是最可贵的。老师的讲评让我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也不知道是被“夸”的鼓舞作用还是我的作文符合了这位新任语文老师的“口味”，我写出的范文竟一发而不可收。《参观英雄事迹展览》是范文，《给越南南方小朋友的信》是范文，最有综合意义的，是一篇读雷锋日记的作文。这作文是毕业复习时做的。老师出的题目是《“雷锋日记”读后》，我同样结合自己生活的体验，对照雷锋日记“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用有限的生命投身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写出了自己的感想。老师在班上反复朗读和讲解了这篇作文。从而，我也把老师的讲评和自己的作文更深刻地记在心里。

不久，就到“小升初”全岛统一考试了。当时，我们的语文考试，只要求学生用两个钟头写一篇作文。那考卷上出了两个作文题目：《向雷锋叔叔学习》《和农民伯伯一起劳动》，考生任选一题。我一看，眼亮了，来劲了：《向雷锋叔叔学习》，跟老师出的那篇作文《“雷锋日记”读后》不是很相近吗？我只要多写个开头，把那作文的主要内容吸纳进去，不就是《向雷锋叔叔学习》了吗？考场里也不宜多想，我就这么做了。两个钟头不到，我就写完了，稍做了修改就交卷了。老师已等在考场外了。一见面就问：“兴全，你选哪个题目？”我说：“就选《向雷锋叔叔学习》，主要是按照老师讲解的那篇作文写。”老师一拍我肩膀，痛快地说：“对了，肯定高分！”

不久，发榜了，我考上了海南中学。那榜贴在长坡小学校园里，我怀着怦怦的心跳看了榜。全琼海县20人考上海南中学初中，我们长小2人，另一个也是农村来的同学。后来，我听老师说，我的算术得了100分，语文得了89分。这是我求学生涯中最光彩的一页，因为我的初中才读了一年，“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以后，我跟全国的同龄人一样，就没有了在校参加中考高考的机会了。因而，我在之后的几十年中，常常对同事对朋友说，我真正的文化程度是高小毕业，我最坚实的知识基础就是小学六年级。

最忆校园黑板报

校门里面两边墙壁上，分别筑着大大长长的黑板，上面常常发表优秀的学生作文，是由老师们用粉笔抄写在上面的，有些还配上图案。我读三、四年级时，就常常站在黑板报前看文章，也羡慕那些有作文发表在黑板报上的同学，也想有一天我能有文章发表在上面。

到六年级时，由于有范文常常在班上露面，我对自己的写作能力有了信心。有一次，老师带我们到一个叫文子大队的农村捡香茅苗，用于学校小农场种植，路程有五、六公里左右。到回来时，天快暗了，我们都很饿，每人肩上还背着一捆香茅苗，许多同学走着走着就坐在路旁歇气。老师就加大步伐向前走，边走边喊：“坚持就是胜利！”我就以这件事写了一篇记叙文《坚持就是胜利》，投到校园黑板报的“投稿箱”里。到新一期黑板报出报时，我的文章就发表了，而且是在第一篇。几位老师见了我，都摸摸我的头，说文章写得好。一位四年级的学弟还告诉我，说他的语文老师在课堂上专门表扬我，说我以前作文都写不够三百字，现在作文却写得这么好，叫他们都来看我的《坚持就是胜利》。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那年代，很崇尚少先队员到革命烈士墓前扫墓，有一首少年歌曲很流行，歌曲开头是这样的：“跨过小山岗，走过青草坪，烈士墓前来了红领巾……”正好，我们也在清明前走路去长坡墟附近的多异岭祭扫烈士墓，听战斗英雄讲抗日故事。我觉得这情景跟那首歌唱的很相像，回来那天晚上，就在教室里的煤油灯下，以那段歌词做开头，写了《烈士墓前》这篇稿子，当晚就投进“投稿箱”。恰好，第二天出新报，放学时，我们走过黑板报，就看见文章发表了，也是在第一篇。几个同行的同学指着文章对我说：“兴全，你要成为作家啦！”我的脸又一下热起来。

我没想到同学们会对我说这话，我也从来没想过将来要当作家，那时候只想着能考上好一点的中学。不过，这句话似乎把我心中那一点非常朦胧的憧憬点化了，就象一对青年男女偶然碰在一起，被人逗了一句“你们真像一对夫妻”，后来果然成为夫妻一样。我因而更加热爱课外阅读，特别是阅读当红作家写的少年读物。当时风头很劲的农民作家浩然的儿童文学作品《大肚子蝈蝈》《小保管任少正》我都买了，读了。他当时还有一部由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集《彩霞集》，我很想买，但又觉得不太适合我们小学生阅读。我翻看了好几次，都不敢买，怕同学们嘲笑我“还不会走，就要想飞”。有一天傍晚，我终于还是抵挡不住那本书的诱惑，一个人走进那间熟悉的长坡新华书店，掏出父亲给的一块钱零花钱，悄悄买了那本书。其实，直到小学毕业，我都没读过那本书，那只是心向往之的一种表现。到读初中时的暑假，我才在家里把那本书读完。那是我真正读完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也很被书中的精彩打动。后来，我连续读了他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他成了我仰望的中国作家的第一个高峰。凑巧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山西省举行全国乡土文学短篇小说大奖赛，我参赛的作品《乡葬》获了奖，浩然正是这次大奖赛的主评委。他特别赏识《乡葬》，认为“可与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获奖作品媲美”，遂把《乡葬》推荐给《人民文学》。《人民文学》在1990年的7-8期合刊上作为“新人佳作”发表了。我感到很意外。恰好收到当时大奖赛办公室主任、《乡土文学》主编刘思奇的来信，给我讲述了《人民文学》发表我作品的原因和过程。我于是斗胆给浩然写了一封感谢信，他也给了我热情洋溢的回信。

正是有了《乡葬》的破土，才把我带进了文学的殿堂。此后，我出版了四本文学书藉，其中两部长篇小说。而这两部长篇小说都幸运地分别入围第八届、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参评作品，我也因而被中国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现在想来，那个校园黑板报，正是我作家梦的萌发地，也是我成为作家的起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