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业基

在我的记忆中，我爸年轻时是很帅的：高挑的身材，白白净净的肤色，五官端正脸面俊秀，脚长手长。用现在的话来说，应该是人见人爱的“男神”。只因我爸是孤儿，三兄弟只有“半爿室”（“半爿室”，方言，即半间房子），直到二十岁上还娶不到老婆。我妈与我爸是同一村子里生长的同龄人，打小就认识，土改时又都是乡里的积极分子，常常一起去孟里乡参加会议，日久生情，后来就有了我。公社化前，县青年文工团招人，乡里便把我爸举荐过去。由于我爸舞台悟性好，嗓音甜亮，又曾在乡里当过团干部，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和号召力，组织上便安排我爸当文工团团长。于是，我爸便带领一团人经常到各个乡村又唱又跳，有时也会来一段琼剧，深受群众的欢迎。

我妈嫁给我爸时，外公是极力反对的，一是因为我家穷，二是因为我爸长得太“像样”（“像样”，方言，即漂亮）了，不放心。我妈是个倔强的女人，说：家穷，我有双手，不怕；人“像”（“像”，方言，即美），我管得住。说归说，但我妈对我爸和其他女人一起又唱又跳，还和陌生女人搭档表演夫妻剧，心里也是酸酸的。后来，琼东乐会两县合并，合并后的县政府设在嘉积镇。由于合并，县里新成立了剧团，青年文工团就显得多余。所以，原琼东县的青年文工团便就地解散了。听说我爸当时被组织上安排到县汽车站工作。原先我爸他们文工团活动在“县城”（即现在的塔洋墟）一带，我妈还能管得住；而我爸如果上市工作，市上的女孩又白洁（即白净）又开放，我妈怕管不了。于是，我妈就跟我爸闹，甚至闹到在榆林军分区工作的伯父那里。伯父和三叔早已在外参加工作了，因此他早就有三兄弟中必须留一个在老家照看家室的念头。我妈这一闹，正中了伯父的心怀。他便回来找有关部门，要求组织重新考虑安排我爸到大队任职。组织上答应后，伯父还以“听从党的召唤，服从组织分配，在哪都是为革命工作”等当时时兴的话来做我爸的思想工作。从此，我爸就在大队部干了大半辈子。

“文革”结束后，文艺复兴，百花齐放，“文革”中被禁止的古代戏剧开始出现在我国大大小小的舞台上。那时，大队部为了丰富社员们的文化生活，也开会讨论决定成立一个表演古代琼剧的“草皮班子”，本地人称之为“厚皮班”（“厚皮”，即皮厚不怕羞之意）。这个“厚皮班”，就交给我爸来带。这也算是做到“人尽其才”了。工作安排上，我爸除了负全责外，还具体负责“厚皮班”演员的选拔、练戏、出演。而“厚皮班”的服装、幕景，以及练戏时演员的伙食等大队部则安排另一位干部负责。

我爸不负众望，很快就搭起了一个“厚皮班”。这个“厚皮班”的主要骨干大都是我们村里那些原来在县青年文工团的人员。“厚皮班”中，“冲脚”（“冲脚”，海南话对小生角色的称呼）这一角色由一个叫做仕爹的人来担当。这个仕爹人长得高大俊秀，“么”（“么”方言，即那个）“鼻腘”（鼻腘，方言，即鼻子）梁长得直直的，但皮肤黝黑，每次“打面”（“打面”，方言，即化妆）时都必须先在脸上“打”上厚厚的一层白粉才能描画。经过“打面”之后，仕爹判若两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酷毙”了。据说，他后来的妻子就是因为当年看戏时对他的色相着了迷，“死死”（“死死”，方言，“死抓不放”之意）将已经有了孩子的他追到手。仕爹“打面”“像”是“像”，但却是“鸭扬”（“鸭扬”，方言，即公鸭）声，唱戏“甲”（“甲”，方言，合乎之意）“板腔”（“板腔”，即唱腔曲调），但就是声音嘶哑，人家听不清楚。要不然，当年他早被县剧团选中了。演正旦的是一个叫做美“麦”（“麦”，方言，指的是年轻的女子）的人，生得很“像样”，腰细且软，行路起来“软软漾漾”（“软软漾漾”，方言，应是婀娜之意）的，很迷人。“打面”起来那就更“像”啦。他的老公当年是我们村中的大才子，他俩的结合是才子配佳人，绝好的一对。但美“麦”唱戏却经常跑调。好在农村人看戏只看热闹，故也能应付过去。演“杂脚”（杂脚，方言，指在剧中打杂的男角色）的是一位叫做友哥的人，这个人嗓门大，喜欢一边“行”（“行”海南话中保留的文言词，即“走”）路一边唱“戏截”（“戏截”，方言，即一段半段唱腔），千米之外的人都能听得到，就是缺乏舞台经验，好在他胆大“不识羞”（即“不知羞耻”），故也能凑合。我爸唱做功夫不亚于专业演员。他在剧中扮演县官，戏份不多，却能镇台。在破犁洋上干农活时，我曾听过我爸在田头来一段《张文秀》的“程途板”（“程途板”，系琼剧一唱腔），唱得有板有眼，字正腔圆。有人戏称，我爸唱戏不用装“喇叭”，远在大春坡的人也能听得到。但因大队事务多，我爸只能在剧中扮演戏份少的“三指”（本地人将那些三等角色叫做“三指”）角色。“文牌”（海南人称乐队为“文牌”）的“头手”（头手，即第一把手）“三父”（“三父”，海南话，即师傅）是一个叫做富叔的人，他的“鼓哒”（鼓哒，海南话，即梆子）打得有板有眼，远近闻名。他原在县剧团拜过师，后剧团裁人时回家务农。由他组织起来的“文牌”多是老人，因为当时青年人会拉二胡会打扬琴的人并不多，而乐器都是大家各自从家里拿出来的。

参加“厚皮班”的演员练戏或演出时在生产队里记满一个劳日的工分，大队不再发补贴。大队统筹粮款作为“厚皮班”练戏时的伙食开销。为了节省开支，演员的服装和幕布都是女演员休息时裁剪的，后台幕布缝制好后还请学校美术老师在上面画布景。不到两三个月的功夫，我爸那个“厚皮班”居然“有模有样”地出台了。

那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大队选择了军坡日将我爸那个“厚皮班”推出前台。演出地点就在学校的操场上，演出的广告四处张贴。演出的那天早早就有老人和小孩拿来凳子放在场上占位置。当晚，由于不卖票，故戏场上人山人海：有坐着看戏的，有逛戏场寻开心的，还有不少商贩在戏场后面摆摊叫卖果蔗零食，整个戏场热闹非凡。戏台一角锣鼓“揸”（“揸”，方言，即钹）一响，戏幕一拉开，人头攒动，“么”眼齐刷刷地投向戏台。戏台上从学校借来的几盏汽灯很刺眼，还嘶嘶地响着；飞虫不时扑打在汽灯镜面上，发出“啪啪啪”的声响。“出来啦，出来啦！”人们欢喜之情溢于言表。那晚，不大喜欢琼剧的我也陪着我妻子、抱着不满周岁的女儿在台下坐着，耐着头皮从头看到尾。虽说那晚我爸和他的“厚皮班”演出很卖力，虽说那晚戏台下笑声掌声此起彼落从未间断，但我对我爸那个“厚皮班”的演出水平却不敢恭维。叫它“厚皮班”，真的是名副其实。不过，我对于那晚戏场热闹的场面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不知道是我爸那个“厚皮班”演出“好”还是广告打得远，居然有附近公社一个村子在他们村军坡日派人来“绑戏”（海南人将包场请戏团演戏叫做“绑戏”），我记得那场戏包场费为七十多元。我爸那个“厚皮班”着实高兴了好几天。到了演出的时候，我爸趁着无戏份时跑到台下看看观众的反应。下面的观众只有区区五六十人。他们中有的说，“么”“冲脚”生得都“像样”，只是“么”声都跟“鸭扬”一样样；有的说，“么”正旦做戏行“么”路真好看，“知做”（“知做”，方言，即“怎么”的意思）唱戏总是不“甲”调呢？又听一老者在一旁劝说，好了好了，就别说了，还不是咱村过去曾有人得过麻风病，几十年都没有剧团敢来咱村演出了，人家能来就不错了，不要挑三拣四的。我后来听我爸说，他听了那位老者的话后，整个身子打了一个颤，“鸡子皮”（即人因惊怵皮肤上起一层疙瘩）“痹痹”（即麻麻酥酥的感觉）的。

那场演出，成了我爸那个“厚皮班”出场商演的第一场也是最后一场戏。回来后，大队根据我爸的提议，很快就将“厚皮班”解散了。

虽然我爸那个“厚皮班”是短命的，但我觉得，它在我们村农民文化生活中确实有过闪光的一页，因此，至今我还记忆着。

（文中演员的名字均使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