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宋程

打我记事起，父亲就抽烟，直到去世的前两年。父亲每日早晨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起身先点一支烟，徐徐地抽完才下床。这一习惯保持了好几十年。

平日里，父亲言语不多，他的沉默甚至给我留下坚硬的印象。从小，我并不敢和父亲靠得太近，不管是想要买点零食还是想去哪儿，我总爱缠着母亲。可说不清为什么，当劳作后的父亲一个人默默地蹲坐在门前抽烟时，总给我一种柔软而温和的感觉。此时的我，往往会依偎在父亲的怀里，缠着他给我讲故事。

我记得父亲抽的烟不是“百雀”牌的就是“大钟”牌的，在当时才壹角肆钱一包，当然也有“红十月”，但要贵两角钱，父亲才不抽那贵一点的烟。纸烟，父亲只有出远门时才抽，在家里与干农活时他会抽竹烟。竹烟就是竹筒制作而成的烟具，有尺把长，里面藏有水，只要在烟嘴上填上乌黑的烟丝，点燃，嘴贴上，一吸一呵之间，他的鼻孔就立刻会蹿出两条青烟，嘴里还长长地吁出一串串好看的烟圈来。因此，我会用手指头点数一个个吐出来的烟圈玩。父亲吸烟时，烟筒里会传出流水般的声响，声音似音乐一样的有节奏且美妙动听，真真的好听。

父亲烟瘾，没了烟时，他会大声的呼唤我去买烟。那时，我最喜欢帮父亲买烟，零头的几分钱是我“揩油”的。父亲从不追问，我好惬意。我就觉得父亲这点比母亲大方。所以，一直来我与父亲相处甚笃。父亲也觉得我好乖。

“文革”时期，烟草供给不足，供销社几乎断货。销卖链断流，连烟丝都没货，父亲的烟瘾难耐，救急时木瓜叶也拿来抽。后来父亲自力更生，在自留地里种上几分地的旱烟。那时队里，父亲的烟友们都自己种烟。我们家的烟叶，常用棍子架起来，在阳光下曝晒，有时还在灶台后的烟囱处挂醺。阳光晒的烟叶抽起来还顺气，烟火醺烤的烟，则又辣又呛口，有醺的味道，很难闻。我们吸二手烟的就更受不了。可父亲他们有了自己种的烟抽，干起农活，劲就来。父亲为人厚道诚实，他有很多烟友，除连队里几位老工人烟友外，最多的就是知青。他的机动班里就有七位男知青，个个都是烟鬼。父亲常叫我把他的干烟叶给知青们送过去，回来时，知青们送我一些香皂，父亲会责怪我，不应该拿叔叔们的东西。那时香皂是紧俏奇缺的物资，因为奇缺，就显得物稀而贵，时髦。

有一回，父亲有一位要好的知青回广州探亲，回来之前，知青好不容易托朋友在国际海员俱乐部买了两包阿尔巴尼亚品牌的洋烟，回到连队后，送给父亲一包。父亲高兴得彻夜未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手里拽着的真是一包外国烟。他舍不得抽，用塑胶纸袋裹好，有烟客来了才拿出来分享。这就是父亲的厚道，不吝啬。

父亲在连队里曾当过班长，当过苗圃班长，当过割胶班长，还当过机动班长，他是个责任感很强的人。因为他是班长，知青们也常呼他“老班长”。那会儿连队里的植树造林任务重，机动班就更不例外。为了完成造林的艰巨任务，父亲派给我们几位孩子假期任务，把切好的烟丝用烟纸卷起来糊好——父亲用这些卷烟来充当劳动竞赛的奖品，企图调动知青们的积极性。在那时，那是史无前例的奖励。因此，父亲他们班的造林任务完成得很出色，但父亲却因为利用物质刺激的办法，用“资本主义的毒草来危害知识青年思想”而挨了批斗。

前年，一位广东中山市姓陆的知青回农场时跟我说，他在报刊上看完我写的《我的父亲》一文，深受感触：“一次我到十四连放电影，由于我在这连队没有熟悉的朋友，放完电影后住宿比较困难，你父亲，当时我们从没接触过，而他十分热情地带我到你家里。那时我重感冒刚好一个星期，躺在你父亲为我铺好的床上，盖着干净的被子，闻着枕头干净的气息入睡。天还没亮，你父亲来到床前轻声对我说，陆仔，我去开工了，你好好睡，床头我给你留下三支烟。那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情景。”听完知青的述说，我认为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对陌生的知青烟友热忱、知难相助，显得那样的落落大方和从容。我十分敬佩父亲的为人。

父亲虽然离开我许多年了，但我一直牢牢记得，他抽烟时一支接一支地抽到半夜，然后才托着腰缓缓地走进屋里的样子。父亲身上的烟味，成为我最亲切的记忆；父亲一生的憨厚、正直、善良，也化为最深沉的力量，激励着我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