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献卿

1960年，我考入嘉积中学，离开父母独自到30里外的学校读初中。1963年，初中毕业，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海南的重点高中——海南华侨中学。

我被编入海南华侨中学的重点班。这个班有五十多位同学，除了我一个是从外县考进来的，其余的全都是原校的优秀毕业生。当时的学生会主席也是我班的同学，他后来告诉我，初中毕业考，我的俄语考得了全岛最高分，99.5分。

高中三年，我的成绩一直不错，而且兴趣广泛，老师和同学都很看好我。1966年，考了毕业试，大家都投入了紧张的复习准备参加高考。我们个个踌躇满志，对高考充满了渴望，也充满了信心。同时，大家都在酝酿高考志愿，许多同学建议我报读理科或者俄语专业，我还拿不定主意。但是，几个月后，我们都将成为大学生，走向人生的一个关键的新阶段，这是大家都毫无疑问的。

然而，没有任何前兆，谁也没有料到，“文化大革命”一声闷雷，把同学们的大学梦砸得粉碎，把那些走出山沟奔向梦想的穷孩子重新打回了穷山沟！

1968年回乡之后，在生产队里我干了两年集体农活。在这两年中，父亲不时地安慰我，说要想得开。后来，可能是社会还是需要知识青年吧，我突然成了生产队的政治队长。不久，又被当时的公社（政府机关）抽调出去，成了由接受再教育的回乡知青变成了教育农民的农村路线教育工作队员。1970年3月，大队（公社的下级政府）又任用我做了小学民办教师，月工资30元。从此，我开始走上了任教的长途。两年后，公社又调我到中学任教，继续我的民师生涯。

1971年，我23岁。爸妈说，该结婚了。于是，我结婚了，妻子是纯正的农村姑娘。

1972年，爸妈说，我们想抱孙子了，于是，我们就生了第一个儿子。

1973年，按海南区政府统一安排，“文革”七年后，中等师范学校开始划片招生，琼海县府治下的琼海师范学校招收琼海、万宁、临高等县的知识青年。我以该片区最高分进入该校接受中师教育。这一年的9月，一场超强台风不期而至！当天我到校报了名后，因要拿点东西，也是舍不得妻儿吧，于是又回家去。当晚，有淡淡的月光，我们一家还到公社电影场看了电影。不料，当夜，没有任何兆头，也没有任何预报，一场超强台风突然正面袭击琼海！那场台风啊，至今我还记忆犹新，想起来还心有余悸！那天深夜，我们被屋外怒吼的风雨声惊醒，只听到狂风卷着暴雨，一阵阵地、轰轰隆隆地撞击着外墙，屋顶上不时传来瓦片移位发出的哗啦啦的声音。大家都睡不着了。第二天天还不亮，我爬起来，到村前的公路上一看，路旁的大小树木倒了一片又一片！风暴很快过去，中午我推着单车，一路艰难骑行，到琼师校园一看，顿时惊得目瞪口呆：哪里还有什么校舍，一夜间，整个校园几乎已被扫成了一片平地，满目废墟啊！偶然遇到一两个人，都是浑身泥水，手脚隐约还在瑟瑟发抖！一问，答曰：他们昨夜躲在水渠里；有人来不及跑，被压死在宿舍的废墟下！那就是难忘的1973年十四号强台风！

就这样，校舍没了。人们议论纷纷，有的说学校要停办了，又没学校去了；有的说要搬校，到别县去上课了。后来传来的消息是，琼海县委不同意搬校，要在原校废墟上搭简陋房上课。于是，我们一入学，就在老师和党团员班干部的带领下，立即动手，利用倒塌的校舍材料，搭起了一间间仅与人高的“住房”，里面用砖石做垫、用木板铺成了两排约能挤十人的连铺“床”，又利用处于低处未倒塌的食堂大厅做教室，开始上课了。

从此，我们便一边上课，一边搬材料运砂石，开始了人生中一段很不寻常的中师生活。看到我们那么辛苦和狼狈的状况，用当地村民的话说，是“瞎了眼的小鸡死在一坑”了。一年后，我们搬进了渗透着自己血汗的新教学楼上课。又过了一年，即1975年，我们终于在1966年高中毕业9年后，又在中师毕业了！

按计划，我被分配在县城中学教物理。得知消息，我立即骑着自行车飞奔回到我原来当民师的家乡中学，找到校长说明我想回到原校任教的愿望。于是，1975年，我又回到了家乡的中学教语文。谁都想在城里过城里人的生活，我为什么要回到家乡任教呢？答案很简单：因为家境不好。父母年老多病，父亲只能偶尔给人家缝补衣服，母亲则从公社的裁缝组那里拿回加工好的衣服来钉纽扣打扣眼，换点小钱贴补家用。家里年年欠生产队超支款，家庭非常贫困，单靠妻子一人是无论如何也撑不起这个家的。就这样，我一边工作，一边帮妻子干些农活，照顾老人和孩子。虽然我辛苦点，日子过得也很紧，但总比我一个人在外边清闲来得实在。当时的月工资是38.33元；一年后转正，工资是44.63元。

1976年，教育局选派我到海南师范学院高中教师培训班进修学习，准备结业后调我回县城教高中语文。1977年夏，就在学业即将结束的时候，传来了惊天的好消息：中央决定1977年恢复高考！刹时，全国沸腾了！苦苦等待了11年，看来我的大学梦终于可以实现了！作为“老三届”的我，立即回琼海报了名。我还记得，我的准考证号码是：217764。按规定，当年理科考4科，分别是：语文、数学、政治、理化，每科卷面分是100分。经过几个月紧张的自学，我精神抖擞、满怀信心地走进了高考的考场。考完试，我又回到海师继续参加培训。到报志愿时，教育局长说，志愿要对口，我是老师，要报师范院校。报志愿不久，考分公布了，我的成绩是：354。据上县城回来的人说，县里有三个考生的名字和考分被教育局张榜公布，其中一个是我，另外两个是当时国营农场的知青。

当时考大学真可谓是百里挑一，录取率不到百分之五。据说当年琼海有7000多人参加高考，只录取了200多人。最终，我被华南师范学院（现在的华南师范大学）数学系录取。说实在的，虽然双亲口口声声赞成我读大学，但我当时并没有感到有多么高兴。考完后，我就开始冷静下来。我感到当时的情况已经与11年前高中毕业时有很大的不同：我已经29岁了，而且结了婚有了家庭，两个孩子一个5岁，一个2岁，读大学的四年中，孩子还要上学呢，家里只能靠妻子挣工分来生活，而村里每天的工值只有不到2角钱，还要到年底才结账，扣去每年从生产队里分配的口粮和别的一些开支，我家是年年都超支！而且父母年纪也大了，身体也差了，早已不能下地干活却几乎离不开药罐子了！当时我中师毕业成为公办教师还不足5年，不能带薪读书，上大学，食宿虽然由国家包，但平时的零用呢？家里的开销呢？大人孩子生病了怎么照顾呢？在这种种的担忧和苦恼中，我顾虑重重，迟迟拿不定主意。我的同事看到我犹豫不决，开玩笑说：让给我去！

1978年春，报名入学的日子不慌不忙地来到了。考虑再三，我还是简单地收拾了行李，怀揣岳父家送的200元和自家筹来的300元钱，一个人，孤零零地，搭车赴海口秀英码头，买了20多元的最便宜的船票，赴广州报名去了。

报了名，参加了开学典礼，就正式开始了大学生活。但是，面对学习和日常生活的实际开支，想起家里的种种现实情形，我渐渐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我的精神负担很重，以致产生了退学的念头。我将我的想法写信告诉了爸妈，与爸妈商讨退学的问题。爸爸开始还劝我不要退学，但几次书信交流后，爸爸叫我自己拿主意。当时书信来回一次大约就需要五六天，而打电话对于我来说是很奢侈的事情。我还写信告诉了我高三时的班主任，他也劝我留下来，并且说，我应该知道有多少考不上大学的青年人正在大学的校门外徘徊。我很感谢我的老师对我的关怀，但我的情况我最清楚啊！最后，我委婉地谢绝了学校的挽留，很不得已地向学校提出了退学申请并办了退学手续。第二天，我一个人，特地走到珠江大桥想向广州告别。徘徊桥头，只见桥上车水马龙，行人如织；桥下江水奔腾，汽笛如咽。我不禁思绪万千，潸然泪下。我随手拿出纸笔，作《珠江吟》一首，掷于桥下，想让江水带走我的愁思，也带走我的大学梦——

珠泪纷纷落碧江，碧江滔滔向远乡。

若非先儒怨泪洒，此水缘何谓珠江!

回校以后，我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很无奈地、恋恋不舍地、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曾经梦寐以求却仅仅生活了一个多月的大学校园！我的同班同学、琼海同乡黎志侨帮我提着行李，默默地送我到附近的公交车站。两人对视片刻，互道一声“珍重”，便分别离去。不久，车到广州码头，我拖着沉重的脚步慢慢踱上轮船。随着轮船一声凄厉的汽笛声，繁华的广州城便渐渐远去，模糊，消逝……自此，我的大学梦似乎彻底碎了！

上大学前，我在高中教师培训班的学习已经结束。我上大学后，新学期的工作已经安排就绪，于是，我重新回到了家乡原来的学校任教。

虽然当了公办教师，有了一份正式稳定的工作，但我的文凭仅是中师而已，我很不甘心。爸爸说，考函授吧。于是，我决定考大学函授班学习。

1982年，我考取了海南教育学院中文专科函授班。1985年顺利毕业，并被评为优秀学员。

1988年，国家实行教师职称制，我顺利地被评为第一批中学一级语文教师。此时，我的三个孩子渐渐长大，也先后上学了，因此，家里的开销也急剧加重，入不敷出。尽管妻子没日没夜地劳作，我也不辞辛苦地操劳，但家里的经济状况仍然不堪重负，一年不如一年。不久，父亲在贫病折磨中，突发心脑血管病去世。1991年，我又考入海南教育学院汉语言文学本科函授班。同年，我被调入嘉积二中任教。那时，两个孩子已在县城上中学，小的读小学。为了孩子，我上了县城，母亲就由我的妻子和那因贫穷还未成家的叔弟照顾。第二年，慈母又在失夫的孤独和贫病交困中悄然离世！后来，妻子也上了城。在经历了两年多为生活起早贪黑的苦苦挣扎之后，在学校领导和县镇政府的关怀下，妻子也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1994年，我函授毕业，取得了大学本科学历。至此，也“算是”圆了我的大学梦!但此时，我已经46岁了，日夜盼望我读大学的双亲也都带着忧虑和失望走了。

可以说，我的后半生是比较顺心的。1996年，我获得了高中语文教师资格。1998年被评为中学语文高级教师，并被任命为语文教研组长。自此，我一直任教高三语文和负责学校语文教研活动。同年，被全国中语会评为优秀教师，又被海南省教育厅、海南省政府确认为省级优秀教师。此后，多次被聘任海南省中学高级职称评委和高考评卷员，并被多家国家级语文专业研究机构约稿并聘任研究员、理事，多次被邀赴外地参加研讨会。2008年底退休。随即被嘉积中学海桂学校聘任。2012年7月完全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