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道冠

我家的库房里，存放着一盏马灯。个头较大，很旧，古铜色的身上有斑驳的锈迹，落了一层薄薄的尘埃。

这马灯有多少年了，我说不准，但我在孩童时代已经看到父亲使用了，说明它的资格非常老了。后来清理它时，发现它的顶盖上有好多洋文，至少有七十个年头以上了吧。

解放初，老家乡下的小学，读书到了高小就要上晚修了。从家到小学校有三里地，途中要经过三百米园地，过两条水田埂，还要过一片坟地，走的全都是仅能容一人的羊肠小道。那时候农村的家庭很少早早吃饭，经常是天快黑了我们才出门上学校。上晚修的第一天，母亲将家里的那盏马灯郑重其事地交到我的手中，嘱咐我“力力读书，将来到外头搏碗干饭吃。”当时的乡下家常饭就是地瓜稀饭，公家的人才有干饭吃，母亲的意思是“好好读书，将来要有出息”。我们家祖上都是文盲，到了我父亲好一点，也仅是初小二年级水平，母亲更是斗大的字一个也不识，她很期盼我能出人头地。

那个年代，手电筒是奢侈的家电，我们家还没有，马灯是家里最豪华的物件了。马灯最大的好处是能防风，有了马灯，同一条路上学的同班的小伙伴五个人非常高兴，相约在我家集中一起行走。因为他们四个人家在邻村，还在我家后面三里地，上学要经过我家的。他们带去学校的是叫做“蛋灯”的小煤油灯，没有防风功能，经常会被风吹灭。有了马灯不用再担心晚自修上学路上的照明了。我们晚上经常是互相等待，天快擦黑了伙伴们才能到齐，出门后我提着马灯走在前面带路，总是要右手将马灯伸到外面，后面的几个人才能够看得清楚，那样走几里地手觉得很酸的，但我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有一天下午下了大雨，晚上没有月亮，天空漆黑一片，但是空气非常清新，感觉非常舒畅。我们走过坟地时，很多萤火虫在夜空里上下左右游晃，浅黄色的萤光一闪一闪的，甚是好看，可是同行的女同学阿霞和阿英却害怕得叫了起来。我赶快让她们一前一后挨着我，将马灯提得高高的，让她们看清道路。大家唱起儿歌“找啊找啊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找朋友》陪伴我们快速通过那段二百多米的坟地小道。看到萤火虫那迷人的景色，本来是很爽快的心情，却让她们两个人搅黄了。事后她们说，有人告诉她们，萤火虫是鬼变的。真是无稽之谈！

从五年级到六年级，我们几个人结伴同行，两年里风雨无阻，大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几十年后偶尔相见，还记得那时一起上学的情景。

乡下的小学夜晚很安静，班里二十多个同学，二十几盏煤油灯在低矮的教室里闪着豆黄色的光亮，一条条细细的黑烟从圆圆的“蛋灯”玻璃罩的顶端冒出来，整个屋子里充满一股浓浓的煤油烟味。大家在昏暗的教室里低着头专心做作业。由于我的个头矮小，老师安排我坐在最前面的讲台下。晚自修时我总是将马灯调到最亮，放在讲台上，让靠近讲台的同学都可以借光，老师来辅导也用得上。为了这件事，老师还专门对母亲表扬了我。

我们的宿舍是茅草屋，墙壁是稻草和泥巴做成的泥巴墙。晚修结束了回到宿舍，那里有两个大通铺，是我们家长送来的门板搭成的。门板长短、厚薄不一，睡在上面翻身起来有吱呀的响声。中间是走道，五年级男生睡一个大铺，六年级男生睡另外一个大铺。我总是将马灯挂在横梁中间的铁丝钩子上，让大家做睡觉的准备。大家在马灯的亮光下没有睡意，经常讲述一些离奇古怪的事。大个子新哥最爱讲那些关于“鬼”的古（故事），吓得胆小的同学哇哇叫。“熄灯了，睡觉了，男生宿舍不要讲话啦”，值班的老师会吹哨子大声咋呼，还会点名批评我没有及时灭灯。

这盏马灯陪伴了我两年，中考时我稀里糊涂地考上了县里的重点初中。后来听学弟学妹们说，当时校长比我父母还要高兴，几年内他多次在全校大会上将我用马灯帮助同学们学习的“事迹”讲述。其实我没有他讲述的那么好，那时候的校长也知道添油加醋地拔高典型了。

我在县城读了三年，又稀里糊涂考上海口的高中读了四年（“文革”拖延了一年），之后上面通知“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1968年秋，我没有实现母亲的“到外头搏碗饭吃”的期盼，垂头丧气地回家，开始了十年的知青生活。刚回家的那天晚上，母亲看到我无精打采的，像霜打蔫了的茄子，她很生气地对我说：“书读了，装在脑子里，又不用喂饭，又不用交税，将来总会有用的。”一个乡下妇女，能讲出这样的大道理，让我惊愕，我不知道她从哪里学来的！她将那盏马灯点亮了交给我：“到村子里走走，跟乡亲们聊聊，不要躲在家里”。久违了的马灯，又来陪伴我了。跟村里的叔伯婶姩、哥们姐们混在一块，知道他们并没有歧视我的意思，慢慢地，我也就跟大家融在一起了。

刚回来的那年秋天，乡下的“红海洋”运动非常火热，大队为了迎接公社革委会的检查，让我们小队做“红海洋”运动的典型。队长将在全村路边墙上画毛主席画像、用红油漆写“忠”字、“公”字和革命标语的任务交给我。我白天在墙上画好稿，晚上提着马灯加班描绘，每天都搞到半夜。我运用学校里学到的平面几何知识做了一把特大的放大尺，将毛主席头像和大标语和谐合理地布置在村头的墙壁上。大老远就可以看到毛主席穿军装向大家招手的高大画像，整个村子浸润在红色的海洋里。不久后公社检查评比，我们大队受到了公社革委会的表彰。可惜检查团来的时候我只能远远地躲在角落里，看着他们在那里指手划脚。马灯陪伴我完成了一次特殊的任务，队长说大队受到公社表彰后，书记讲了我两句好话。我听了脸上露出的却是苦恼人的笑……

回家的第二年，水稻遭受大批虫灾，队里组织男人晚上用“六六”粉和“甲基1605”粉灭虫。那两种农药味道特别浓，毒性特大，由于身上沾了露水，撒药粉时药粉粘到皮肤上，感觉火辣辣的，非常难受。我记得在书上有用灯光灭虫的介绍，夜里我用竹子绑了一个三脚架安在田埂上，将我那盏马灯点亮挂在上面，下面放一个装了半盆水的大木盆，再往盆里滴上一些煤油。第二天早上一看，木盆里装了满满的害虫，马灯上也沾满了死虫，队长说那是叫“稻飞虱”的虫子。队里采用了我的方法，用了好多盏马灯大面积扑杀，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也受到队长的表扬。由于免受了剧毒农药的毒害，我心里偷着乐了一回。

转眼间我回乡四年了，农村的苦活累活我干了个遍，烧砖瓦、砍木料、放木排我干过，拔秧苗、割水稻、挖水利沟我干过，连犁田耙田那些女社员干的活我也懂了，皮肤晒得黝黑，已经从一个白白嫩嫩的学生哥蜕变成一个熟练的农民了。晚上无所事事，我就点起马灯，看能找到的各式书本，打发时光。“这辈子，也许就是这样过了吧”，我想。

1972年秋，公社组织数千民工参加南塘二级干渠开挖，整个公社的民工队伍从东平农场经油麻岭到岭下大队一带，队伍拉得很长很长。我们大队的工地在油麻岭，不远的地方就是公社工地广播站，高音喇叭每天报道着工地上的好人好事。可是广播里我们大队的消息却很少，有一天下午，大队书记来到我们小队的工地，让正在铲土的我跟随他们领导去参加检查评比，目的是要我写一篇广播稿。参加检查回来，我囫囵吞枣吃了晚饭，顾不上洗澡，坐在工地的窝棚里，点亮带来的那盏马灯，用一小块木板放在膝盖上当桌子，写起了我一辈子忘不了的那篇题为《检查随记》的广播稿。工地的人字窝棚很低矮，不通风不透气，闷热得很，为了凉爽，我脱掉背心光着膀子上阵，可是野地里的蚊虫看到亮光都飞来凑热闹，脸上、身上爬了不少，我只好抓起破草帽一边散热和驱赶蚊虫，一边写稿。我将我们大队工地上红旗飘飘、歌声飞扬、你追我赶的火热气氛写得有声有色，表扬了好几个进度快的小队，点赞了几位表现突出的农民和干部，特别着重描写了三十来岁、个头高大壮实、力大如牛、行走如飞的羊城小队的队长陈华荣，生动描述他每一次都挑六粪箕土上斜坡，飞快地走起路来地面震得咚咚响，汗水湿透了全身，挑断了几条扁担的动人事迹。为了稳妥，写完后我又反复检查润色修改，脸上的汗水滴在稿纸上留下斑痕一点一点。经过反复校对，抄写三遍，三千多字的稿件完成时已近11点。我一刻也不停留，提着马灯，连夜将稿件交给了住在工地上的大队书记。

从第二天早上开始，公社的工地广播站连续几天，每天两次播出那篇《检查随记》。大队书记马上抽我去当大队的工地报道员。随后我写了好多篇稿件都受到分管工地宣传的那位公社女副书记的表扬。那次秋修水利会战一结束，公社党委点名要我参加路线教育工作队。半年后我入了党。入党当天的党支部大会上，我被选举当上了大队的党支部副书记，几个月后又当上了党支部书记。

1975年，我当大队书记已经两年了。秋天台风来袭，夜幕降临时风雨交加，按照公社党委的要求，我们大队干部分头到各村去做防风工作。由于薄薄的塑料布雨衣根本抵挡不了大风雨，当我安置好两户“五保户”后，浑身已经湿透。我打着手电筒深一脚浅一脚回到家的后山路口，老远看到一盏灯光在风雨中闪亮，走近一看，是母亲戴着斗笠、披着蓑衣、提着马灯在等我。“我又不是三岁小孩了，风雨天，黑不隆冬的你干嘛呢！”我心头一热，泪水马上掉下来了。

回到家里，母亲将马灯挂在柱子上，伺候我换了衣裳。“帮助人家，心里好耐”，她知道我晚上做的事情后，平静地说。明亮的马灯照在母亲满是皱痕的脸上，点点水珠一闪一闪的，五十来岁的人，一辈子辛劳，看上去似乎是接近古稀了呢。她的话换成现在的时髦语言就是“帮助别人，快乐自己”。母亲一贯关心别人、爱做好事，听了她说的话，我眼前一亮，突然明白这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为什么能被评为海南行政区的模范、被披红戴花送到海口开会了。母亲就是我心中的马灯。

离开家乡几十年，退休了重回故里，母亲已作古二十年，看到库房里那盏马灯，就让我想起母亲。一辈子，她一直指引我学习和做人。

我小心翼翼将它擦搓干净，放到库房的架子上，做了一个玻璃罩来罩住它，长久保存，让我家的一代代人永远瞻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