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际峰

都说苦难也是一笔精神财富，其实从书面意义上看，苦难与精神财富并没有必然的关系，但细嚼历史，还真能找到一些佐证。

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吃尽了苦头，发愤用功，写出了《周易》；屈原被流放，历尽了艰辛，写出了《离骚》；左丘明双眼失明，生活在黑暗之中，写出了《左传》；孙膑被人割去膝盖骨，还险些丢了性命，写出了《孙子兵法》。

我想，苦难会让他们发愤，让他们坚强，当然，也会让他们在困难面前一经认准目标，就义无反顾地向前。

这里,我要多点口舌讲一代史臣司马迁。

司马迁的苦，不仅皮肉之苦，更是屈辱之苦、精神之苦，是人世间的大苦。

人常说苦尽甘来。司马迁苦是苦了，而与甘却缘悭一面。直到公元前87年，他含着悲愤走完孤苦的一生，那年他大约58岁。

我仿佛从历史的扉页上跨过，在汉代那个晦暗的大地上驻足。公元前98年（天汉三年），几个狱卒强按着一个面色惨白的中年男子施行“宫刑”。凄厉的哀嚎声刹然而止，受宫刑的男子昏厥于地，他就是汉代著名的太史令司马迁。

司马迁缘何受这样的酷刑？

原来，那个屡建战功的汉朝将领李陵为抵御外辱，“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胡强，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余日”，在敌众我寡的情势下被迫投降。汉武帝下令杀害他全家。只因替李陵讲了几句公道话，司马迁触怒了汉武帝，被投进监狱。

司马迁学富五车，做文，笔底有波澜，然而在做人用事方面却不懂圆融，一条直肠通到底。于是，摆在司马迁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堂堂正正去赴死，留下完整的形象；另一条是忍辱含垢受“宫刑”，苟且活下来，留下骂名。

司马迁身为史官的后人，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为正义而死，他真的无所畏惧，况且他深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报任安书》）凭司马迁正直、求实、刚正不阿的性格，他都不应该选择后者。他不畏死,可是，他真的不能死，有一件比死还重要的事等待他去做。那就是他已经着手编写，但还没有完成的大作——《史记》，以了却他一生的愿望,实现他父亲的遗愿。

司马迁的父亲叫司马谈，是西汉的太史令。司马谈是一位忠于职守，受人尊敬的史臣，早有撰写一部通史的愿望，可惜天命不助。临终时他嘱咐司马迁，一定要著述一部通史，完成他未竟的事业。缘于此，司马迁抱定决心一定要活下来，哪怕忍辱负重。

司马迁自幼好学，且勤敏过人，他十岁开始学习古文，后来跟董仲舒、孔安国学《公举春秋》《古文尚书》，进境很快。受父亲的影响，他早有研史著书的愿望。二十岁那年，司马迁开始游历祖国各地，他到过浙江会稽，考察传说中大禹召集部落首领开会的地方；到过长沙，在汨罗江边凭吊爱国诗人屈原；到过曲阜，寻找孔子讲学的遗址；还到过汉高祖的故乡沛县，听取父老讲述刘邦领兵的故事……收集资料，印证史实，他坚信自己能够写一部前无古人的通史.

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接替父亲之职做了太史令。他拥有了大量的文史资料,为后来的文史写作夯实基础。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史记》的写作，那年他42岁。在现代人的眼里，42岁只是人生的壮年，也有人说那是“后知青”年代，正是做事业出成果的黄金年代。而上古中国，司马迁的不惑之年，已跌入了生命的晚秋。正当司马迁专心致志撰写他的鸿篇巨制的时候，灾难来了。一朵灿烂无比的生命之花，忽然被人为的风雪扑压在无情的冰霜之下。

长夜如磐，风雨如晦，煎熬着这个身陷囹圄的史臣。凶恶的狱吏对他动辄拳脚相加，以至于“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报任安书》），往日这个受人尊敬的史臣，一旦沦为阶下囚，连狱卒都不把他当人看。

司马迁为了心中的那份追求，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三年的牢狱煎熬,仿佛挨了整整一个世纪。苦难摧残了他的肉体，玷污了他的灵魂,同时也磨炼了他的意志。教他懂得珍惜，懂得在逆境中正确对待人生，对待苦难。

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司马迁获赦出狱。他到底是千年不遇之才，不用他，那是国家的缺憾；用他，则是国家和民族的大幸。阶下囚与座上宾很快就转换了角色，不久，司马迁做了中书令,官职应该比太史令略高一点。

司马迁历经这次苦难，进一步看清了统治者的暴戾和视生命如草芥的狰狞面目。不过,也教他变得成熟和圆融。他与世不争,不碍人事，独作文史。这在后来《史记》的许多篇章中都可以看到他表现出的不满和愤懑。汉代历史学家班固这样评价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这与古往今来著史者“为尊者讳，为名人遮，为时政忌，为君王避”的文史观念，路出殊途。

经过十三年的勤奋写作，（有称，此前他的父亲司马谈已写了5年）《史记》这部煌煌巨著，终于在大灾大难中诞生，成为一座惊世之高峰,并占据了它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这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伟大著作，其时间跨度达三千年，创下了史学写作之最；在文学创作上，其风格、语言特色无不令后代文学家翕然崇之。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善把上古许多诘屈聱牙的古书词译成汉代书面语，消除后人阅读上的障碍。这不能不说是对中国文学发展的一大贡献。

遗憾的是，他的政治见解与求实史观，得不到当时统治者的认同，一直被视为“谤书”。因此，这块民族文化的瑰宝，长时间被漫天的迷雾所覆盖。公元前87年，也就是司马迁58岁那年，他带着已成书的愉悦与无法面世的遗憾走向了天国。“是金子总会发光”，这是时下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史记》这块纯度极高的金子，世俗的尘埃肯定蒙不住它。许多年以后，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不朽的名著公之于世。这部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文史巨著，渐渐走入读者的视野，成为我国文史学上一座让人仰止的高峰。

我记得，这应该是第三次通读《史记》了。每每翻开那部卷帙微黄的史书，面前总浮动着那个被时代污辱的史臣。两千年的云遮雾罩，我们已无法看清一代史臣的真切形象。我想，他应该是一副苍白、羸弱的生命个体，同时又是周身闪烁着智慧光芒的精神巨人。

让人欣慰的是，时间的潮水已冲刷去蒙在这块文史瑰宝上的尘埃，使它愈发显得光彩夺目。作为史学，它吸纳和传承了中国上古三千年的历史,让子民看清中华民族的来路和通往未来的津梁；作为文学，它以简洁的文字叙事，以鲜活的语言状人，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以至唐宋古文八大家到明代前后的七子、清代的桐城派,都对《史记》推崇备至。两千年下来，它始终是一座令人仰止的文史高峰，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书”。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