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业基

我第一次认识“红色”人，那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当时，我市嘉积万泉河溪仔拦河大坝刚刚合拢，它的附属工程就开始动工了。从大坝水轮泵站铺设输水管道到嘉积镇的登仙岭，又从登仙岭建造一条大渠道到合水水库。这个集发电、水利于一体的工程在当时整个海南岛也算是比较大的一个工程。为建设这个工程，当时从各个公社抽调不少民工出来挖渠道。挖大春坡到泮水段渠道的是阳江公社的民工。这些民工就近安排在联先大队住宿。安排在我们村住宿的是红色大队的民工。我家当时房子小，就一厅一房。平时，爸妈和弟妹睡在内间，我假期回来就睡在“构厅”（“构厅”，方言，即厅堂）用“楄子”（“楄子”，方言，即条凳）搭就的简易床上。我家为了接待民工，六口人不得不挤在房间里睡觉，将“构厅”安排给民工住。我记得，来我家住宿的是四个女青年，她们长得很粗壮，很结实，一看就是干体力活的人。当时我家的地板是夯实的“三合土”（即用石子土、沙土和石灰掺和），如果让她们打地铺，会着凉的。我爸妈懂得疼人，怕他们睡地板着凉，便拆下自家大门，靠墙边用四张“楄子”支着一副大门板，就成了她们晚上睡觉的“大床”。这张“大床”，她们四个并排睡在上面都显得很宽裕，比起住在其他人家的民工来说，舒服多了。

那时，我还在上初中，男女之间的那点事已经明白了一点点。因此，我见到女人就不敢抬头。星期六放学回家，看到几个露着白白腻腻大腿的女人躺在“构厅”里，“心鼓”（“心鼓”，方言，即心脏）扑通扑通地跳，不敢迈过“门脚邦”（“门脚邦”，方言，即门槛）。倒是这四个女的没有什么顾忌，笑呵呵地说：“阿弟，放学了吗？进来啰，不用怕羞。我们这伙人是来做水利的，睡在你家，麻烦你家里人啦。”听到她们柔和的话音，我释然了，提起脚，迈了进去，把书册拿到房子里放好，才去厨房找饭吃。

过了半天，我和“红色”这四个女的熟悉起来。她们管我叫“阿弟”，我管她们叫“阿姐”。这几个阿姐很勤奋，在工地，她们是“日干三刻，夜加一班”；下工回来，她们还要到“古井”（当时我们村使用的是土水井，村人叫做“古井”）边帮我家挑水，打扫门庭。逢休息日，她们就在家里帮我妈“剁猪菜”（即将番薯藤叶剁碎放在大锅里煮熟后拿去喂猪）、锉“番剐”（“番剐”，方言，即番薯。锉“番剐”，即将“番剐”放在特制的刀具上锉成片）。这时，我就拿着书本坐在旁边看。她们很善谈，跟我讲她们家乡红色娘子军的故事，还讲她们上山割胶的故事。红色娘子军的故事，我看过电影，知道一些；割胶对于我来说，那是十分新鲜的，我喜欢听。听她们说，橡胶大都种在离村子比较远的山岭上，每行割胶道都比较狭窄，上下割胶道落差比较大，“走上落下”，很辛苦的。加上山里多的是山“苦哭”（“苦哭”，方言，即蚂蟥）和毒蛇，还得防着点。我此生最怕蛇，听到这，整个身子都会起鸡皮疙瘩。她们说，割胶的人两点一过就得起床，将胶灯绑在头上，将胶刀和砍刀插在腰后小竹篓里，几个同路人相邀一起上路。要走好远的山路才到橡胶林。然后大家分开走，到各自的胶园里去割胶。偌大的一块胶园就一个人割，这对男人来说，没什么；而对女人来说，就需要勇气和胆量。她们说，每次去割胶，心情总是很平静，没有一丝惧怕的心理。她们用麻绳将袖口和“裤脚”绑得紧紧的，防止山“苦哭”钻进衣服里；见到毒蛇她们就让，让不开就拿刀劈。有砍刀在手，她们也不惧怕坏人作恶；假如碰上，拿出砍刀来比划，恶人也不敢上前来；加上夜间安静，只要大声喊叫，附近的胶工也会赶来帮忙。听她们讲割胶的故事，我总是提着心来听，每每听到危险时，我那紧张样，让她们看了也笑出声来。

经过几个星期的接触，我渐渐对这四个“红色”阿姐产生好感。作为山区女孩，“脚腿头”（“脚腿头”，即大腿根部）都很粗大，她们说，这是爬山过岭走出来的；腰板都很粗壮，她们说，这是从山上挑胶水回村练出来的；皮肤都很白腻，她们说，这是长期在胶园里少见日头熬出来的。看着她们灿然的笑脸，我觉得她们真勇敢，真勤劳，真能干。从那时起，我对“红色”人就有好感。可惜的是，当时我不曾问四位“红色”阿姐的姓名，以致今天怀念这一段与“红色”阿姐相处的记忆时留下一个小小的遗憾。

上大学时，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学校图书馆里借书看书。也许是缘分吧，当时我又结识了一位“红色”女人。这个女人在学校图书馆里当职员，大家都叫她“娥麦”（“麦”，海南人对青年女子的称呼）。这个叫做“娥麦”的“红色”女子全名叫做谢式娥，个子不高，但很结实，圆形的脸蛋上总是挂着笑容，见谁都主动打招呼，很热情的。一来二往，我们就熟悉起来。她说她曾在红色大队当过“红色娘子军连”连长。仅此，我对她的敬意油然而生。她对每一个来借书的学生都很热情，总是尽可能满足借书者的愿望。对我这个爱看书的家乡人来说，她更是百倍关心，总是对我网开一面，让我自己到书架上找书。她还经常邀请琼海的同学去她家做客。他的丈夫姚振学也是琼海人。我们在一起都是“溜”来“溜”去的说着，笑着。虽然毕业十多年了，但每次我带学生去琼台参加“艺考”时，她看到我都可高兴了，跟我聊好久好久。结识娥麦，让我感觉到了“红色”人的另一面：热情，大方。

在大学读书时，同班有一个同学叫做张齐平，他也来自红色。张齐平的父亲去世比较早，来校读书时，姐姐已经出嫁，家里就剩下老妈一个人。他经常跟我说，自老爸去世后，是老妈将他姐弟俩抚养成人。老妈辛苦了一辈子，他来琼台读书心里最挂的就是老妈。因此，他每个月都回老家陪老妈两三次。有一天上课时，一条“佛蛇”（“佛蛇”，海南人将一种无毒的黄色小蛇叫做“佛蛇”）缠在他坐的椅子上。他看见了，很是纳闷，下课后就找到我，说：“‘佛蛇’刚才缠在我的椅脚上不肯离去，是什么兆头？”我笑着对他说：“可能是你妈想你了。”他说：“我刚回家，好好的。”我说：“你妈老了，忽然想你了，不行吗？”他“哦”了一声，好像想到了什么，就急匆匆地去跟班主任请假，急匆匆地往家赶。一周后，他回来了，衣扣上还系着一条白布条。见到我，说：“老妈走了。”其实，我从不关注什么兆头不兆头的，只是看到他前次从家里回来愁眉苦脸的，问他，才知道他妈最近身体不太好。他妈的去世，与我随口说出来的话纯属巧合。不管怎样，我从张齐平同学的身上，看到了“红色”人的孝道。

虽说，我这一生并没有去过红色大队，但“红色”人于我来说，并不陌生。因为他们勇敢、勤劳、能干、热情、大方、孝顺的人品一直影响着我，让我在工作和生活中始终保持着无畏的精神、勤劳的习惯；让我一生中干一行爱一行，热情待人，尊重长辈，孝敬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