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德才

那天下午，家乡几位朋友约我到茶馆喝茶。刚进茶馆，围坐一桌的四、五个人都站起来跟我握手。一位健壮的中年人紧握着我的手说：“才哥，侬认识你，你可能不认识侬。”“你是……”“侬叫阿雄，边头园村的。”我在外工作四十余年了，老家45岁以下的人，我大多是不认识的。我端详着他的眉头，看着他的神色，一个久违了的形象蓦地浮现我的脑海中。“你爸是阿仁舅爹？”“正是！”“哦！”我看着阿雄那热情的似曾相识的脸，几十年前生龙活虎的阿仁舅爹的形象渐渐清晰起来……

我们家乡人称舅舅为“舅爹”。阿仁舅爹出身贫穷，爹妈死得早，两个姐姐便成了他的主要依靠。后来两个姐姐都嫁到大哈岭这边的村子来了。舅爹挂心大姊，常来；大姊疼爱舅爹，常往。大姊总愧没啥接济舅爹而内疚，俩姊挂在心里，唠在嘴上。大哈岭这边邻近的五、六个村庄的人都听惯了，于是都随他姐姐称他“阿仁舅爹”。我从小学起，就跟边头园村的阿泰结为“同庚”。小时候我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到阿泰家玩。钓鱼、逮鸟、用弹弓击松鼠、爬树摘山果，那是我们的最爱。阿仁舅爹比我们大十一、二岁，恰恰是这几个方面的高手。看到沟里有鱼，他拿支鱼叉，一叉投去大多剌中。离地二丈高的椰树上伏着只正在啃嫩椰子的“红胸”（本地一种背灰色前胸粉红色的大松鼠），他随手从地上捡块石头一掷，十有八九能将之击毙。他生性随和，总是笑呵呵的。打落“红胸”，就叫我们去捡，教我们剥了皮，去了肠肚，蘸上盐，削根尺来长的竹签，从脊骨直穿过去，放到火上翻来覆去慢慢炙，香喷喷的。于是，他就成了我们的挚友、我们崇拜的偶像。

我中学毕业回乡劳动时十七、八岁，阿仁舅爹已30岁了。他没读过几年书，但人机灵，反应快，点子多。他身体壮实、两手有劲，不惜力气、主动帮人。他是生产队里的壮劳力，犁田、插秧、挖地、挑粪，各种农活样样通晓。当时上山砍树制桁桷、扛木枋是最繁重的劳动。阿仁舅爹成了当地有名的山工。人们上山砍树，大多穿着鞋子，他却常年赤脚，脚底磨成的老茧黄中带黑，又厚又硬。有人说他扛着百多斤的木枋能赤着脚踩着红藤剌过去，我有点不信。上山劳作的人，遇到红藤山，整片整片的，满地像刺猬一样的利剌，很难绕过去。我穿着新解放鞋上山，小心翼翼地寻找剌少一点的空隙踩过，尚且被红藤剌剌穿鞋底伤了脚，他凡夫血身能有此特异功能？我摸着他的脚板问他是不是真的，他呵呵笑着说：“生人生胆要生心，哪有红藤剌剌不入的脚板？我是先把脚板轻按在红藤剌尖上，然后向前擦去，将剌磨斜再踩下去的。你们穿解放鞋，也要向前磨一下再踩下才成，哪有直踩下去不剌伤脚的？”我这才恍然大悟，佩服他的粗中有细。

当时，每个大队都要成立一个文艺宣传队，排练文艺节目，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二十几人，都是十八九岁的男女青年仔，我是队长。有一次排练一个话剧《海岛风云》，由于文艺宣传队是业余的，集体没有服装，谁演剧中的某个角色，谁就根据角色的特点自备服装、自制道具。剧中有一个人物是恶霸地主。青年仔谁都不愿意扮演这个又老又恶的角色，这可把我这个队长难住了。阿仁舅爹年纪大点，不是文艺宣传队的队员，但每晚的排练他总会来看。这时他毛遂自荐由他担任这个角色，我同意了。他排练时十分认真投入。日间他到理发店去捡来毛发，用小铁丝拴成胡子。用带有大花朵的旧被套自己裁缝制成地主穿的长衣短褂。演出的那天晚上，当他挂上假胡子、穿上自制的地主服装、大摇大摆地出台时，观众掌声雷动，笑翻了天。

阿仁舅爹总是那么体谅别人，用心帮助别人。1968年，解放军有一支部队到我们苏区大队垦荒种粮，驻扎在南磉村。阿仁舅爹主动教年轻的战士们驾牛犁田，同战士们打成一片，亲如兄弟。一天中午，他正在家里忙家务，突然部队的那位连长走进他家来。

“阿仁舅爹，有一只山猪掉到坑里去了，快去抓！”连长脸上半笑不笑的。

“山猪？”阿仁舅爹看出连长神色怪怪的，便道：“我不去！”

“怎不去？山猪好大哟！”

“嘿嘿！”阿仁舅爹笑着指了指连长别在腰间的手枪，“你那家伙是吃素的？还用我？快说，什么事！”

连长知道诓不了他，只好实话实说。原来那几位战士犁田收工了，牵牛到田埇里让牛啃草。田埇里有个像大饭锅一样的田堀，那大牛牯热了，躺到堀里翻泥擦身，不料翻过了背，四脚朝天，翻不回来。那几个战士要去帮牛翻身，大牛牯四脚乱蹬，近不了身。战士们慌了，赶忙去叫连长。连长过去一看，也想不出妥善的办法。时间久了，只怕大牛牯有危险。连长知道阿仁舅爹点子多，便找他来了。

阿仁舅爹说：“哈！你算找对人了。我有四两拨千斤之法。”他说着，也没拿什么工具，空着手跟着连长赶到田堀边来。

来到田堀边，阿仁舅爹不慌不忙地走到牛头前，吸了一口气奠稳马步，双手叉开突然抓住大牛牯的两角。大牛牯用力一撬，阿仁舅爹顺势一扳，那千多斤重的大牛牯马上翻身站了起来。

“哎哟！阿仁舅爹你的力气太大了！”几个战士欢呼起来。

“这不是我力气大，大牛牯的大力气在牛角上，它背陷堀中，牛头架空，两角没了依托，有力使不上，我是借大牛牯的大力气帮它翻过来的。”阿仁舅爹拍拍手，笑着说。

“太感谢你啦！”几个战士围上来握住阿仁舅爹双手。

“感谢那就太见外了。”阿仁舅爹说，“我们是娘子军故乡人，谁不会唱那首‘万泉河水清又清’？”

“哦！对！对！……军爱民来，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一家亲——”战士们和阿仁舅爹一起唱起来。

“哈！哈！哈……”田埇里洋溢着欢乐的笑声。

光阴在瞬息变幻的世间穿梭而过，忙碌中的人们悄然不觉又过去了几年。那是一个阴沉沉的下午，云笼罩着天空，灰蒙蒙的分不清哪块黑哪块白，往日喧闹在椰树间的八哥收起了歌喉，就连那喜欢摇摆弄姿的芭蕉叶也耷拉着脑袋。我在苏区学校当班主任的那个班，有个学生发了烧，我带他到大队医疗站去打针。突然在医疗站见到正在打针的阿仁舅爹，脸色腊黄腊黄的，身板瘦薄得仿佛凋落的秋叶。

“阿仁舅爹，你……”多时不见，我真不相信这是我印象中的铁一样的人。“我要死了。”他面无表情淡淡地说。

“不会的，什么病？放心治疗定会好的。”我找不出更好的话安慰他。

“我到大医院检查过了，病名是那个很难写的字。”他摇摇手制止我开口，接着说：“我死不可怕。那么难受，我也想早点死了。只是……”

“只是什么？”

“我生一女三男，四个孩子。大的不满15岁，小的才4岁。我老婆一人，能拉扯得过来吗？我对不住他们呀！”

都说好人有好报，不料阎罗王老儿竟这么糊涂。过不到三个月，还不到40岁的阿仁舅爹就撒手西归了。

……

“阿雄，你爸死得早，你妈养大你们姐弟四人不容易啊！”我从记忆中醒过来，松开阿雄握着的手，示意他坐下继续喝茶。

阿雄点了点头，坐下来接着说：“阿爸死时，我才4岁，太不容易了。不过我们挺过来了，现在好了。”

阿雄讲述了他爸去世后，妈妈如何含辛茹苦，乡村邻里如何掏心提携，两位姑妈如何牵肠挂肚操心尽力，党和政府怎样帮扶照顾他们成长的经过。他说：“幸好有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让我们富起来了。我姐嫁到博鳌那边，如今孩子都已长大，读完大学有了工作，家里盖了宽敞漂亮的楼房。我三兄弟，大哥开公交车，大嫂在博鳌做生意；二哥、二嫂在家里搞种养；我和妻子在三亚发展。三兄弟分成三家，都盖了新楼房，我还建了二层的别墅，住得舒畅，活得开心。我三兄弟共有四个男孩、两个女孩，现今他们是六兄弟姐妹了。他们读大学的，读高中的，个个聪明伶俐，挺听话的。如今政府已把水泥路修到我们家门口，出入方便，村容靓丽。我妈81岁了，我们很孝敬她。她身体很好，经常乘车去中原逛街购物，去博鳌观景探亲，自由自在。她整天乐呵呵够潇洒的，好多人还以为她才六十几呢！要是我爸在天之灵有知我们家现在的幸福美满，他定会开怀大笑的……”

是啊，阿仁舅爹遗下这么困难的家庭，要不是有我们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要不是改革开放，能有今天这么美好的生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