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蒙乐生，琼海人，副研究员。曾在琼海县委体改办、海口市政府研究室、海南省旅游发展研究会、海南乡土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等单位任职。痴迷乡土文化研究，先后在《光明日报》《海南日报》《今日海南》等报刊发表作品数百篇；出版专著十多部；撰写电视专题解说词数十集；做客《光明日报》论坛，阐述《绿色GDP，海南发展新理念》；致力社科研究，有《海上丝绸之路中转站的形成及其对海口城市发展的影响》等研究成果数十项。

行吟万泉河

万泉河，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一条大气磅礴的历史长河。

翻开中国地图，在密如蜘蛛网般的蓝色线段上，无法找到她的准确方位；在浩如烟海的水利专著中，没有翻腾她的汹涌波涛。但是，她却以一种奇特的方式，独特的渠道，让潺潺清泉注入国人脑海，流进兆民心田，致使家喻户晓，老少皆知。

万泉河，一组行吟泽畔的交响乐，一章气势恢宏的进行曲。

随便问问，许多人并不知道她的源头，也不熟悉她的流域，但熟谙她的旋律，都能随口歌咏几段“万泉河水清又清”的清词丽句，大都熟知红色娘子军的英雄故事，这般气势，这种现象，怎么能不令人怦然心动！

这是什么现象？套一套时尚说法，这叫“万泉河现象”，也叫文化现象。早在海南建省之前，很多人虽不知道海南岛，但知道万泉河，这就是万泉河的文化魅力。就是这条河，这一弯溪流，她泛起一圈圈的文化涟漪，弹唱庄严豪迈的万泉歌谣，滋润着华夏神州的十几亿国民，这种气象怎能不使人对万泉河升腾的淋漓水气刮目相看。

水，活泼，灵动，有坚强的力量，坚定的信念，明确的目标。这种力量、信念、目标的顽强碰撞，激起万丈巨浪，汇成汪洋大海。这大智若愚的杰作，是一种自然现象，也是一种精神现象，是二千多年来中华文化“智者乐水”的人文思想。在这文化汪洋中，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的黄河水，但也有“天光云影共徘徊”的万泉河清泉。

万泉河从大山深处涌出，一道道汩汩沥沥的细泉，玩着，闹着，跳着，滚下山崖，翻越重岭，跌入深涧，集成清清浅浅的小溪，挤入弯弯曲曲的河床，一枕清流，一路欢歌……

万泉河从历史深处走来，走过了漫长的风雨历程。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那清澈的溪水曾照出一群身着戎装的海南妇女的倩影，她们是一个连的红军战士。为了穷人翻身，妇女解放，她们走出家庭，拿起刀枪，走上战场。琼海市街头那尊“红色娘子军雕像”，坦然，端庄，含蓄，尊严，她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当年万泉河青年妇女英姿飒爽。跨越了两个世纪，她们的驼背曾背负民族的重任；她们昏花的眼睛曾消融战斗的硝烟。她们仪态安详，步履轻轻，但谁能猜测，就是那双脚，一来一回，踩出了海南妇女顽强不屈的革命斗争历史。

她们没有多少文化，甚至写不出“万泉河”三个字，但万泉河为她们感到骄傲，她们使万泉河感到自豪。问她们往事，她们的叙述非常平淡，就像缓缓流淌的万泉河波澜不惊。她们讲的是海南方言，说的是软软绵绵的琼海话，而且常常带着一长串的“溜”音，被人们戏称为“琼海溜”。这“琼海溜”真不简单，“溜”过枪林弹雨，“溜”得字正腔圆，“溜”得音韵十足，“溜”出了一方水土的淳厚习俗，“溜”出了海南妇女的非凡气度，“溜”出了万泉河文化的历史厚度和文化热度。

行吟万泉河，俯拾皆文化。

我曾经溯河而上，在上游重岭迭嶂的苗家山寨亲眼目睹谷堆上的《新约全书》，亲耳聆听苗胞颂读《圣经》，唱赞美诗。若不身临其境，真难相信这青山绿水之间，原始生态与西方文化竟然保持如此和谐；真不敢想象深山老林里的苗胞早在100多年前就把万泉河文化铺陈得如此虔诚。和谐与虔诚，它必然促进自我封闭走向对外开放，就像万泉河水奔流不息泻入大海。奔流不息是一种大气，一种灵动，这种不言而喻的精神常常激起琼海人民乘风破浪的冲动。这种冲动使沿海渔民持“更路薄”怒海行舟，抛网南海；使两岸居民直挂云帆，远走南洋。把大海当作通道，进行一番地理大跨越，进行远距离的经济文化交流，早年的对外开放使万泉河文明兼收并蓄，令人瞩目。

如今，琼海市的老街仍然保存完好的南洋骑楼式建筑以及在新市区拔地而起的现代摩天大楼，那是几代华侨用乡情做基石，用心血做砖瓦的精神构架。这称之为万泉河文化中的南洋文化，她的内核是深深的爱，浓浓的情，是百折不回的探索，艰苦卓绝的开拓。在这种万泉河文化的大背景下，琼海市旅居南洋群岛周边国家的华人华侨的总人数已超过本土，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文化现象和生态特征。

漫步琼海街头，经常可以看见一些华侨光顾风味小食。那些衣着光鲜的老人，面对清香四溢热气腾腾的故园小食，一个眼神，一声询问，一句赞赏，处处流露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文化气韵。看老人那付神态，那份满足，那种喜悦，使人情不自禁想起晋人张翰的“莼鲈之思”。我们常把华侨返乡说成文化寻根，实质上是寻找一份精神慰藉，是体味一款淳朴难舍的乡情。台湾诗人余光中说，“乡情是一枚小小的邮票”。对于这些华侨来说，乡情是能咬能嚼能充饥能果腹能品味的风味小食，那里头有家乡的泥土芬芳，有万泉河的清澈甘甜，那里头柔和祖祖辈辈的笑声和泪花。于是，吃了还带，带走家乡的鸡屎藤粿仔、鸭脚粟粿条、红高粱粿凸……其实，他们带走的不是一种小食，而是一种思念，一种文化。

文化“作料”亲切撩人，它使琼海小食汇集万方，脍炙人口，流连忘返。

说说官塘的“粉汤蛋”吧，那是一种很有特色的地方小食。那种蛋用官塘温泉水浸泡而成，其蛋黄软滑细嫩，温熟适中，恰到好处；其蛋白似豆腐羹，晶莹剔透，冰清玉洁。这种蛋营养丰富，色味俱佳，堪称佳肴。其实，蛋为普通鸡蛋，烹调之妙在于“粉汤”的恒定热度。“粉汤”深藏于地壳之中，喷涌于地面之上，乃“稀世矿泉”。专家认为，“官塘温泉，举世无双”。经考证，笔者认为，客观评价，“官塘温泉，国泉之最”，当之无愧。

上世纪三十年代，南洋华侨巨富胡文虎在“粉汤”旁稍为驻足，便毅然做出投资温泉产业开发的决定。工程很快就动工，后因不愿沦入日寇魔爪而忍痛摧毁。然而，那股热流，那泓热汤是怎么也摧不毁的。它阅尽人间荣枯，代表人们的热望与追求。古往今来，它一直用蒸腾的雾露一遍又一遍地讲述“温泉水滑洗凝脂”的爱情故事；今天，它又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打造现代人健康美丽和休闲幸福的时尚生活。在那里，你会感受到万泉河血脉偾张，生命律动，只要轻轻触摸便能感触到那池“粉汤”的文化热度。

文化热度的感触是一个哲学命题，需要“文化自觉”。我在自觉不自觉中管窥了万泉河文化的零星部位，还有诸如海洋文化、沙滩文化、生态文化、旅游文化、会展文化等等，限于篇幅没有触及。触及的目的在于文化意义上的自我确认，在于经济全球化中准确定位，并通过不懈努力增强地区综合实力。面对全球竞争，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从这个意义上讲，琼海乃至海南的影响力和竞争力，不仅要看有多大经济实力，还要看有没有积极的文化自觉。

费孝通先生生前在香港大学召开的“21世纪中华文化论坛”上，用他多姿多彩的学术生命对“文化自觉”作了一番透彻的哲学阐释。老先生说，“文化自觉”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它蕴含着渊博的学识，体现了远大的眼光，深刻的见地和对人类发展的深刻关怀和责任感，具有高屋建瓴的指导意义。当然，费孝通的话是针对整个中华文化而说的，但对万泉河文化似乎更有指导意义。因此，万泉河应从新的视角对自身的“文化自觉”来一番推心置腹的从里到外的解剖。勿庸否认，万泉河的健康肌体也附生有庸俗、浅薄、落后以及优柔寡断、安贫乐道、精神空虚等“文化疣赘”。这也许是个别小问题，但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解决的大问题。贫穷不是小康社会，精神空虚也不是小康社会。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文化自觉，站在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的平台上看，未来小康社会更需要文化自觉。

我在自觉不自觉的行吟中真切地感受到，万泉河文化已初具这样的自觉。她的闪光点在于平实、拙朴和热切、温馨的人文关怀。这从“我爱万泉河”的歌声中，从“生也溜、熟也溜”的嬉笑戏谑中，从官塘温泉那池“粉汤”升腾飘渺的水气中，从“让别人发财，求自己发展”的理念中，从博鳌亚洲论坛“携手共创亚洲美好未来”的宣言中都可以触摸到。人文关怀最有亲和力，这其间埋藏着一种无须攀比的自信、自重，就像万泉河水，绝不眷恋，义无反顾。是啊，万泉河文化之所以招徕更多的人更羡慕的眼光，是因为她默默地将一股新的力量深深熔铸在自己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这就是万泉河的一曲新词，行而吟之，大气磅礴。

海南河柳

海南多河柳，气质似松柏。我总觉得，与北国江南婀娜多姿的垂柳相比，多灾多难的海南河柳更令人心驰神往，惊魂动魄。这倔强的生命，常使我感动得潸然泪下。

海南河柳生长在河中沙滩，或扎根在急流中的石缝，既没有碧玉妆成的婀娜姿态，也没有柳絮池塘的淡雅悠闲，更没有骚人墨客对其垂青持之依依赠别。由于生长环境边远偏僻与极其恶劣，它不为外人所识，只是悄然沐浴阳光雨露，或坦然承受灭顶之灾。

记得小时走亲戚，往返都要跨越一片宽阔的长着稀稀疏疏河柳的沙滩。盛夏的午间，骄阳似火，热气蒸腾，沙粒闪烁着灼热的耀目的光芒，仿佛是一座“火焰山”。那年月，人们常打赤脚，热沙烫得皮肉灼痛，只好折一把河柳枝抱着一阵紧跑，实在受不了时，连忙丢下往上面一站，凉一凉脚弓，再一阵紧跑。如果多呆一刻钟，人也会被烤焦。可是，那零零散散的河柳在酷热中却生机蓬勃，青翠葱茏，怎能不令人惊叹它顽强的生命力？

每年夏秋之交，洪水暴涨，滚滚浊浪，摧枯拉朽。遭受洪流冲击，成片的河柳被巨浪吞没，有的被连根拔起，有的东倒西歪，可是洪水退去，新枝条又齐刷刷地生长。

是什么力量支撑柔弱的河柳，是什么力量赋予它顽强不屈的生命？

河柳的茎粗不过小孩子胳膊，而它的根却似那柔韧藤条不屈不挠地延伸，十几米几十米外仍有手指般粗的根。谁知扎根于沙滩中的部分还有多长还有多远？

古语有云：蒲柳为弱质，望秋先零。河柳难道是“蒲柳弱质”？

河柳不是蒲柳，绝非弱质。石缝间的河柳，俗称石柳，它扎根在烈日暴晒的巨石上，浸泡在急流中的大青石间，那窄窄的缝隙便是它安身立命的唯一处所。不像沙滩里的河柳，它的根可以匍匐蛇行，绵延百十米之外。环境的局限迫使它的根系格外发达，就像犀利的鹰爪紧紧攫住石缝，凸起凹下，屈来曲去，疙疙瘩瘩，苍劲坚牢，像网一样把石头笼罩。那些一时找不到归宿的根毅然紧缩成束，披散在大青石外围，活像武士的虬髯。

河柳的抗争，如此顽强，如此坚定，哪怕千灾万难，依然不可扼杀。

虽然生命受环境制约，受条件局限，但仍然顽强地执着地改造环境。

河柳成长过程的生命抗争，在自然选择中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文化美。

万泉河风光旖旎，饮誉海内外。万泉河的美，不仅是青山如削，激流如泻；不仅是椰林高耸，槟榔摇曳；不仅是清波粼粼，白帆点点，更美的是日出日落、云起霞飞之时在那湍急激流中巨石上摇曳多姿的石柳，更美的是那炎炎烈日中灼热沙滩上的河柳。

我曾无数次溯河而上，沿着石柳丛生的石径走进那深山更深处的黎村苗寨。那里民俗淳朴，古风犹存，人们对河柳具有一种独特的爱。在河岸壁崖上跋涉，人们抓着石柳攀登；到河边放牧，人们在河柳丛中歇息；有谁偶尔伤筋伤骨，抓一握河柳嫩叶捣烂敷上，便可散瘀消肿；有时打到猎物，大伙便在河柳丛中“分份”。所谓“分份”，海南人称为“公道”。黎苗族同胞分份的方式非常“公道”，作法是按人数摘相等的河柳叶从中掰断，将半片放到分好的“份”上，另一半自由选择，得“份”者拿半片柳叶对接去取相吻合的那“份”。

这是原生态文化的公平观，同时也是一种伟大的创造，仰仗的是河柳的灵气。

山村的生活是艰苦的。从穴居野处到住山芭蕉叶屋，从盖船型茅屋到修小洋楼，从刀耕火种到水电进山寨，谁不赞叹这是一个极其辉煌的变化。当然，这里与发达地区相比仍然差距甚远。可是，实现从千古洪荒到现在这一巨变，不知经历了多少代山民艰苦卓绝的拼搏和前仆后继的奋争。万泉河上游的黎村苗寨如此，整个海南岛又何尝不是如此！

在困厄中艰难奋起的海南人，无论是在“满天风雨满天愁”的岁月，或者是彪炳史册的琼岛二十三年革命红旗不倒，无论是开拓进取中取得亘古未有的辉煌业绩，还是在改革开放建设海南自贸港的伟大征程，海南人始终洋溢着自强不息，砥砺前行的奋斗精神。

这不正是海南河柳独特的柳韵，坚强的柳质，顽强的柳骨，不屈的柳魂吗？

斗笠情思

一方山水，一番风情。

万泉河山美水美自不待说，单是那普普通通的斗笠，就够撩人情怀。

斗笠方便实用，深受村民喜爱。乡间小道，田里园里，随处可见头戴斗笠的村民。

赤日炎炎，溽暑难禁，戴斗笠比草帽凉快。刮风下雨，打雨伞穿街过巷可以，在田间耕耘却不行。干农活不是肩挑就是手提，撑雨伞做不了活计。雨衣算不错，但遮身体遮不了头脸，所以斗笠是少不得的。不只干农活戴斗笠，孩子上学戴斗笠，大人出门也戴斗笠……

一年四季，故乡人与斗笠形影不离。斗笠遮得了大自然的风风雨雨，却遮不了春秋代序，阴惨阳舒。戴着斗笠，小孩子长大了，青年人老了，老年人的脊梁弯了。

一顶普普通通的斗笠，分外深沉，分外凝重!

在故乡古老的土地上，每编织一顶斗笠都在编织一个故事，编织一段历史。

唐伯虎画过一幅“坡仙笠屐图”。那幅画描绘苏东坡雨天拜访黎子云，头戴斗笠，身披蓑衣，脚穿木屐，弯腰挽衫，笑吟吟地溅泥淌水而行。诗人这副模样，惹得路人喧笑，村童嬉笑，篱内犬吠。由此可见，宋代海南已普遍使用这种笠了。

现在，儋州东坡书院里有一帧这幅画的仿制图。图中东坡所戴的那种圆圆的尖顶笠，约二尺宽，笠面用精细的竹篾编织，底面用稍粗竹篾编织，中间衬垫葵叶。东坡先生觉得这种竹笠方便实用，便极力提倡，自己也常戴。自此，海南人称这种竹笠为“东坡笠”。

读小学时，每一个同学都有一顶斗笠，因此，教室几乎成了斗笠展览馆。

教室后排是放斗笠的地方。那里，陈列的有新笠、旧笠，有大笠、小笠，有圆圆正正的笠，扁扁歪歪的笠，林林总总，千姿百态，蔚为大观。时隔已久，现在想起，记忆犹新。下雨天，放学时一顶顶斗笠从教室里鱼贯而出，逐渐消失在丝丝的雨帘中。小同学戴东坡笠，好像在演滑稽戏。笠大人小，几乎看不见人，只见斗笠缓缓移动，那情景煞是撩人。

万泉河畔是著名的斗笠之乡。

阳江的岭下笠，温泉的黄锦笠，泮水的大坡笠，均享盛名。

斗笠有粗有细：粗者竹篾粗厚，制作粗放，价钱便宜，做粗工蛮活，戴这种斗笠耐撞耐跌；细者削蔑细薄、均匀，精工巧制，笠尖和笠边用白藤编织细密花纹，笠面涂刷桐油，灿黄悦目，油光可鉴，俨然是一件精致的艺术品，访亲探友时才舍得戴。

昔日故乡嫁女，送不起贵妆奁，送一顶阳江“东坡笠”，也极风光。

故乡习俗，姑娘喜欢戴圆顶的“锅盖笠”，只有已婚妇女走亲赶集才戴做工精美的“东坡笠”。有些妇女，头戴斗笠，腰系银链腰带，这般打扮，色彩浓郁，惹人注目。可是，并非每家每户都有那种工艺精致的“东坡笠”。有的人家买不起，要探亲访友，为装装门面，往往细话软语，向邻居婶婆伯母告借，回来擦拭干净，立即送还。

故乡人珍爱阳江“东坡笠”，平时舍不得戴，间或外出，也是用后随即擦拭干净，洗抹泥沾灰尘，然后悬挂起来，妥善保管。一顶这样的斗笠，爱惜使用可以戴上十几年，直至笠面发黑，失去光泽，买了新的，才舍得戴着犁田锄地，割稻拔秧。

戴斗笠去田去园，干活累了，稍事休息，便将它当扇子，手执斗笠边，一来一回，手动风生，颇有铁板铜琶的气派。收工回家，有时顺手抓点豆角，摘一把菜，一点花生，临时找不到箩筐，翻转斗笠便成箩筐。

斗笠历史长了，故事也多。

万泉河畔的女子戴上一顶斗笠，更显得风姿娇好，秀气可人。看着她们，使人想起了电影《红色娘子军》中的巾帼英雄，耳边仿佛又响起“万泉河水清又清；我编斗笠送红军”的歌声。战争年代，妇女戴着斗笠打仗；和平日子，她们戴着斗笠去种田。一顶斗笠，承载历史风烟，现代风情。头戴斗笠妇女走在一起，一路春风，一路笑声。可是，在异性面前，青春女性特有的矜持却因那顶斗笠而显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

在戴斗笠的少女面前，你想一睹芳颜，她便倾斜斗笠，半遮粉脸，教人看不清庐山真面目。她要看你，却可以透过倾斜的斗笠，透视你五脏六腑。倾斜的斗笠不知掩藏几多信息，几多情意，令人惆怅嗟叹！

好几次，我听村里老人说起斗笠眉飞色舞，滔滔不绝。

几十年前，老人正当盛年，迫于生计，常常三五成群，爬山越岭，到定安岭口墟，贩卖糖条。一趟买卖，往返两天，用肩膀皮肉去换几个汗水钱。

那时，到定安县岭口墟要翻越山高林密的崩岭，土匪出没的牛坡山。有时冤家路窄，碰上土匪，钱被抢光，还遭毒打。后来，老人灵机一动，想出妙法，依然是一顶斗笠，一条扁担，慨然前行。土匪拦劫，任其搜查，身无分文，倘被盘诘，众口一词，都说本钱已无，迫不得已替东家挑岭口担。其实，秘密就藏在斗笠里。当晚寄宿客店，悄悄将斗笠拆开，从葵叶夹层中取出钞票，再小心恢复原来风貌，不留下一点蛛丝马迹。

那顶斗笠，既遮日遮雨，又遮人耳目，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嘉积街头有一尊红色娘子军雕像，女战士肩背斗笠，沉静端庄，凝视游人。

她可曾看到戴斗笠的游人？没有，斗笠早已淡出现代都市生活的视野。

当今时尚，进城的人乘车往来，非常方便，戴“东坡笠”既累赘又土气。不管晴雨，满街五颜六色的伞花已成为一道亮丽风景，再也看不到戴斗笠的行人。

然而，今年暮春，我在富丽豪华的琼海迎宾楼却意外发现：一位西装革履的华侨，一手提密码箱，一手拎一顶“东坡笠”，从锃光闪亮的小汽车中出来。他容光焕发，风流潇洒，与戴金佩玉的手指上拎着的那顶古朴的“东坡笠”相比，似乎不太合拍。

有人告诉我，那是新加坡富商王先生。

王先生祖籍琼海，祖父早年漂洋过海，异邦谋生。祖父告诉他离家时从潭门港下船，随身除了一顶“东坡笠”，几件破衣服外，别无他物。

当“打工仔”，寄人篱下，那顶东坡笠一戴十几年，和他一道历尽人世辛酸。

离乡背井，最难熬的是乡愁。风晨雨夕，挂家念乡，想念老婆，想念孩子，想得好苦!想念极了，便对着那顶斗笠呆呆出神……

王先生回故乡寻根，特地购了一顶“东坡笠”带去新加坡。他将“东坡笠”摆设在厅堂之上，教育下一代不忘故乡，不忘先辈创业艰难。

很难想象，一顶普通斗笠竟凝聚如此缠绵悱恻如此凝重深沉的乡情！它把几代人的情思编织在一起，把过去与现在编织在一起，把游子与乡情编织在一起。谁能说，西装革履的新加坡华侨带走古朴庄重的故乡斗笠不合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