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锦爱

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陈列着一座雕塑《艰苦岁月》。雕塑以琼崖党组织在母瑞山艰苦卓绝的斗争为题材：一位老战士，在艰苦岁月里，仍然非常快乐地吹起笛子，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旁边依偎着一位聆听笛子的小战士，笛声，使他对未来产生了美好的憧憬。吹笛者的生活原型，就是时任琼崖苏维埃政府常委兼秘书长的王业熹。

一、发动学生驱逐何仁楷

王业熹，字洁夫，1899年8月25日出生于乐会县第二区迈汤乡文园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17年秋，他在乐会县城高等小学校毕业后，考入琼崖东路中学（今琼海嘉积中学）。此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想、新文化开始在学校中传播，王业熹接受进步思想的启蒙，视野为之大开。他擅长笔走龙蛇，写得一手好毛笔字。逢年过节，他都义务为乡村群众书写对联。他编写的对联，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毕业后，他当过私塾教员；后赴新加坡谋生，被育英小学聘为教员。1923年秋，他回国考进了上海远东商业专科学校。1924年，在上海读书的琼崖进步青年王文明、黄昌炜、陈垂斌、郭儒灏等发起成立琼崖新青年社，出版《琼崖新青年》，王业熹是该社首批成员。他积极参加改造琼崖的研究和国民革命宣传，1925年冬由陈垂斌和郭儒灏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初夏，王业熹毕业后被党组织派遣回琼到澄迈中学当教务主任。陈垂斌、郭儒灏等此时也在该校任教。他们在学校秘密开展党团活动。6月成立了中共“邓仲”支部，王业熹当选为支部委员。王业熹领导成立了澄迈县革命同志会、澄中学生会、澄中宣传队等革命团体，在琼崖西路开展革命活动。澄迈中学校长何仁楷压制革命运动，在学校中挑起事端。王业熹等发动学生开展择师斗争，将何仁楷驱逐出校，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

1927年2月，王业熹应聘到琼东中学当教员，继续从事革命活动。4月22日晚，他正在孟兰庙剧场观赏长和班演出的琼剧《乞丐中状元》，学校党支部书记符传范要他立即离开县城。他当即随县农民自卫军总团撤出县城，转移到龙眼山一带隐蔽。原来，琼崖国民党右派在这一天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当夜，乐会县国民党头子王昌仲带兵到琼东中学，企图捉拿王业熹，在人去楼空的校园中搜索了一阵，又回兵乐会文园村王业熹老家，扑空后恼羞成怒，恣意侮辱其亲人，临走又往门上贴上封条。敌人的凶残使王业熹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定了。不久他在乐会县第四区找到中共琼崖地委书记王文明等，投入了新的战斗。

二、彭谷园村杀开突围血路

1927年9月23日，雨过初晴，碧空如洗。在嘉积市西南的重镇椰子寨，王业熹手握椰棕大笔，在街道上刷写革命标语。今天是琼崖武装总暴动的第一天，琼崖讨逆革命军一举攻下了椰子寨。在革命军政治部工作的王业熹是在今天拂晓随军攻进椰子寨的。此后，他戎马倥偬，转战琼崖东路，先后担任共青团琼崖特委组织部长、中共陵水县委委员、陵水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琼崖工农革命军第一营中共特别支部书记。

1927年12月15日，陵水县城荡漾着欢乐的节日气氛，楼顶上红旗飘扬，鞭炮声此起彼伏，各家各户门上都贴上了用红纸书写的对联。学校操场上，各族群众身着节日盛装，参加陵水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和庆祝大会。在主席台上，王业熹胸前别着写着“主席”两字的红绸巾，满面春风。他以铿锵有力的声音宣布：“陵水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了！”霎时，会场里欢声雷动，锣鼓喧天，各族群众随着热烈的鼓点，跳起了欢快的具有民族风情的舞蹈。陵水县苏政府是全琼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在以王业熹为主席的县苏政府领导下，重点打击了12户大地主，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土地革命高潮。

1928年夏，琼崖上空布满了沉重的乌云，大批国民党军队过琼“围剿”革命。陵水工农武装主力北上参加保护琼崖中心苏区的战斗。陵水、崖县、万宁三县民团集结于陵水，向新生的红色政权进行疯狂反扑。面对敌强我弱的逆境，王业熹同县委书记许邦鸿等带领县党政机关撤到彭谷园村，后陷于敌围。在突围战斗中许邦鸿牺牲。在敌军火焚彭谷园时，王业熹等拼死杀开一条血路，历尽艰险，终于抵达乐会县四区特委驻地。冬季，形势严重恶化，王业熹随琼苏政府主席王文明等走上了母瑞山。

三、母瑞山上护火种

母瑞山，位于定安县南端，地处定安、琼东、乐会、万宁、屯昌、琼中六县交界处，山陡林密、群峦起伏，地势险要。王文明、何毅、王业熹等在此开辟革命根据地，成立了大山乡苏维埃政府，进行土地革命，创办红军干部学校，为琼崖革命根据地的恢复和发展积蓄了力量。在1930年4月召开的中共琼崖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王业熹当选为中共琼崖特委委员。在以这次会议为起点的琼崖第二次土地革命高潮中，王业熹深入发动苏区献粮，组织运输队，担架队，支援红军作战。1931年3月，王业熹出任琼琼崖苏维埃政府秘书长。6月，琼苏政府决定在乐会县创设琼崖高级列宁学校，王业熹为该校教育委员会委员，亲自主持编写教材等重要工作。

1932年8月，国民党陈汉光警卫旅过琼“围剿”革命，红军的反“围剿”斗争受挫。王业熹随特委书记冯白驹、琼苏政府委员长符明经带领琼崖党政领导机关和部分红军又一次退守母瑞山。敌军集结重兵向母瑞山大举进犯，我损失惨重，只剩下冯白驹、符明经、王业熹等26人在母瑞山上与敌周旋。

翌年一天晚上，一弯新月渐渐向西下沉，忽然，枪声划破了母瑞山寂静的夜空，原来，是下山侦察敌情的同志回来了。使人失望的是，他带回红军二师政委冯国卿和师长王文宇不幸牺牲的噩耗。大家慢慢地低下头来，一阵沉默。有人在低声啜泣，有人抬了头，凝视着天空遮住月亮的一块乌云。

“同志们！”王业熹站起来，在黑暗中挥动着拳头，“革命运动就像大海的潮汐，有退潮也有来潮，有低潮也有高潮。我们革命战士要像海洋里行船的水手那样：来潮不让风浪翻了船；退潮不让船搁浅。要前进！我们的任务更加重了。我们的党会像舵手，指引我们驶向胜利。”

敌军围困母瑞山，紧迫搜捕。饥饿、疾病和自然灾害在严重地威胁着王业熹他们。一天，炊事员报告：“怎么办，一粒米都没有了？”

“叫母瑞山给我们想办法，你们看！”王业熹胸有成竹地指了漫山遍野的万顷新绿：“这么多的树叶野草，还能饿死人？鲁宾逊飘流在荒岛上，也没有谁给他粮食呀！”他的这番话，惹得大伙哈哈大笑。

有一种野菜，茎软叶嫩，可好吃啦。大家天天采，顿顿吃。王业熹风趣地说：“这种野菜不怕热不怕寒，常年生长，就其性质，该叫‘长命菜’。更重要的是，在我们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它帮助了我们，支持了革命，何不就叫‘革命菜’？”从此，“革命菜”之名便流传开来。

在艰苦的环境中，王业熹始终乐观豁达。他一直带着一只笛子，不管军情多紧都没有丢下。夕阳西下，他往地上一坐，背依大树，就吹了起来。笛声清脆悠扬，四周的群山应和着回响。随着笛音，红军战士引吭高歌、载歌载舞。

冬去春来，山涧小溪的两岸，草茂叶绿了，野花开放，鸟儿在枝头跳跃歌唱。春色给人们带来新的气息。王业熹等躺在一棵大榕树下，吟诗论诗。他书声琅琅，诵起了白居易的“古原草”来：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朗诵毕，王业熹充满信心地说：“母瑞山的革命火种，就要燃烧为燎原烈火了。”

1934年4月，王业熹同冯白驹、符明经等20余人突破敌人的重围，潜到琼文地区。6月，特委在琼山县塔市乡茂山村召开会议，决定开辟新区，成立西南临委，领导昌江、感恩、儋县等地的革命斗争，符明经任西南临委书记，王业熹、李汉、冯安全等为委员。由于敌人的军事围剿逐渐延伸到西南地区，当地环境日益恶化。西南临委成员在交通员吴坤民的向导下，乘车到达儋州的新州、新英港。然后乘船到昌江县的海尾、新街和感恩县的新村坳。在新村坳同崖西区委书记林克泽接上关系，听取他的汇报，得知陵崖县委成员已被迫转移到琼文地区找特委去了。因为在新村坳无法开展工作，王业熹他们只好重返昌江的新街地区，以林克泽开的缝纫店为落脚点，秘密开展活动。活动范围逐渐扩大到东方、儋县等地。他开过木屐店，给迎亲队提过灯笼，走村串户收过废铜废铁，也挑过乡村的货郎担。他以此为掩护，找到一些从外地疏散而来和本地潜伏的同志。王业熹多才多艺，书画琴棋件件精通，他喜欢在木屐面上题诗绘画，什么“孔雀开屏”“喜鹊唱晓”、什么“丹凤朝阳”“双龙戏珠”，他都画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他这一技艺使当地百姓大为折服，暗暗称奇，他的木屐生意也做得红红火火的。后来，有一位同情革命的群众暗中告诉他，敌人已经注意到这间木屐店，他处境险恶。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王业熹在那位群众的帮助下，逃离出虎口。1937年9月，他又西装革履，出现在海尾小学的讲台上，当起“授业传道解惑”的教员，暗中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不久，成立了中共海尾支部，他担任书记。这象一株在冰天雪地中怒放的红梅，给寒冷的琼西南地区带来了早春的气息。1938年秋，王业熹被调回琼崖特委工作。

四、人虽死而精神尚在

翰林，是定安县东部的一个小镇，由于环境偏僻，素来默默无闻。但在抗战时期，这个小镇热闹了起来。身着各种服装的人熙来攘往，各种车辆不时从街道上飞驰而过，卷起阵阵黄尘。原来，琼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成立了国共两党的统战组织——“琼崖战时党政处”。这个机构常驻翰林。王业熹受党的派遣，在党政处任组织科长。在翰林期间，他独当一面，积极开展统战、民运等项工作，在琼崖各地组织起青年战地工作团、战地青年宣传队、妇女抗敌同志会等群众团体。琼崖沿海地区沦陷后，王业熹积极组织群众破坏公路、桥梁，毁坏敌人炮楼，阻止日敌向内地推进。1940年1月后，他担任琼崖独立总队政训室（后改为政治部）主任和独立总队党委书记。他为《新琼崖》杂志题词：“创立敌后政权，坚持孤岛抗战，争取时间开拓，建设新的琼崖。”成为琼崖革命事业进步发展的航标。

“高义自修无德色，老年长乐有童心。”这是王业熹最喜欢的格言。他经常吟诵这一脍炙人口的格言，在高山流水之间徜徉。他实在太忙了，琼崖的山山水水，到处嵌留下他匆匆的脚步，匆匆的身影。1944年2月，出任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的东（琼东）定（定安）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1945年5月，担任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秘书长；抗战胜利后，担任中共琼崖特委秘书长。由于长期处于动荡的战争环境中，工作繁重，因而他积劳成疾，患了肾病，但是，他胸有高义，心中长乐，保持着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同病魔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后病情每况愈下，长期排血尿，医治无效，于1947年3月1日在五指山革命根据地的毛贵地区与世长辞。1953年被海南行政公署追认为革命烈士。

1956年仲夏，王业熹烈士的亲属应冯白驹将军的请求，将王业熹的一帧炭画像寄给他。冯白驹收到这帧珍贵的相片后，在相片背面题下了苍劲的墨迹：“生为民死为民，人虽死而精神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