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盛江

二叔走了，去年。我常想起他，音容笑貌宛在。

我和二叔较投缘。因是家中长子，二叔比较看重我。我有些心事，不能和父母说，却能和二叔说。他虽然是个地道的农民，但见多识广，人情圆熟，善解人意。我每次回家，晚上他会到我房间来，备上一包烟，一杯茶，两人靠在床边促膝交谈，气氛轻松愉快。农村的夜晚很宁静，人的心也很宁静。偶尔远处传来几声狗吠，倏忽即逝。叔侄俩就在这样寂静的夜晚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话题很随意，工作的、生产的、生活的、时事的；村里的、国内的、国外的。天南地北，无所不谈。他爱听我从报上、电视、传闻中得来的新鲜新奇的事，也爱听时事形势政策之类的事，对有才能的人特别敬重。我惊讶于一个农民对国家大事的关心关注。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他身上我能看到。聊到高兴处，他会哈哈大笑，满屋子烟味。有时聊到深夜，意犹未尽，心舒气畅。几十年来我和他一直保持这个习惯。

二叔念过初中，在村里算是识字的人。上世纪七十年代村里推荐他去学医，当过赤脚医生。我没见过他看病，但听家里村里的人说他曾救过几条人命。有次他背着药箱到别村看病回来，半途见路边一棵大树下有位妇女靠着树头呻吟，脸色苍白，气息奄奄。凭经验，二叔知道她要临盆了。当地距公社医院较远，又没运输工具，情况危急，怎办？于是他运用所学的知识，临时就地帮她接生了孩子，母子得以平安。也许是羞于启齿，二叔回家后一声不吭。直到后来人家登门道谢，家里人才知道这回事，而后又在村中传开了。后来人们说起这事时，都感觉既兴奋又好笑——哪有男的接生的！二叔在场时总是红着脸，嗫嚅道：谁叫我是医生呢，哪能见死不救呢。二叔做好事从不留名，也不张扬，他认为该做的就要做，因而在村里德高望重，年纪大点的亲切叫他二叔，小辈都称他二公。

二叔与我父亲手足情深，患难与共。听母亲说，父亲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因劳累过度患了急性肝炎，住院救治。二叔知道后立马从老家风尘仆仆赶来，一路是哭着来的。他是赤脚医生，懂些草药，后来配合医生，亲自上山采药，中西医结合，父亲的病情很快好转。我上小学时，有次见父亲和别人要了一个小纸箱，将买来的一堆咸鱼干一分为二，鱼身部分整整齐齐叠在箱子里，说是寄给二叔家的，鱼头留在家里。兄弟俩平时书信来往不断，沟通甚密，有时提到我的事，父亲还拿信给我看，文通句顺，字体娟秀。父亲平时下乡很忙，但过年他是要回老家的，有时母亲不能回，他就带我们回去。那时交通不便，县城距老家还有20多公里，二叔常和村里的年轻人骑单车到县城车站接我们回家。一路上兴高采烈，有说有笑，不觉得有半点辛苦。过完年，二叔送我们出村口，常抚着我的头，叮嘱道：要好好读书啊！

禀性温和忠厚的二叔人缘很好，爱帮人，村里男女老少遇到难事惑事都爱找他商量，听他出主意。年三十晚是家里最热闹的时光，村里的人吃完晚饭爱串门，老家的堂屋总是座无虚席，欢声笑语，煞是热闹。村里的哑巴“嗷叔”也来，嗷嗷地叫着，比手划脚的，谁也听不懂。唠家常，谈菜价，说气候，话生产，侃见闻，啥话题都有。二叔披衣坐在一张长椅上，冲一杯咖啡，备包好烟。人来了，二叔就给他们递烟。八仙桌上放着水果、饼干、艺馍、奶茶之类，谁来吃都行。这时的二叔俨然就是一位敦厚的长者，两眼放光，带着浅浅的笑容。他抽着烟，话不多，任由年轻人山南地北，不时插上一两句，语气很温和，分析透彻，中情合理。这样吃着聊着，直到凌晨放炮时辰，大伙才散去。

二叔还有坚毅的一面，一辈子的农村生活，风里来雨里去，炼就了他勤劳、坚韧不拔的性格，也锻造了他结实、硬朗的体格。他育有5个子女，在那公社化靠生产队工分吃饭的年代，生活实属不易。他和二婶起早摸黑地做工，忙这忙那，勉强挣来一家人的柴米油盐。他剃着短平头，皮肤黝黑，爱穿件短袖衬衫，不系纽扣，有时干脆光着膀子。我年轻时回家，几乎每次都是掌灯吃完晚饭了，才见他脚步勿勿地摸黑回来，裤腿边高边低的，沾着泥水泥巴。他一生干过多种活：造纸、种田种菜、赤脚医生、烧砖烧瓦、泥水工、养鸡养鱼，等等。他最拿手的活是种菜。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他曾用心向从潮汕来海南支边的菜农“偷师学艺”，又爱动脑摸索，种出来的瓜菜无论成色、产量都比别人的好，因而在村里村外得了个“种菜专家”的雅号。他的技术从不保密，“同行”来问询都如实相告，有时还“应邀”跟着别人到菜地察看指点。优良技术得到普及，村里种出的菜既好吃又高产，远近闻名，成了种菜村，镇里人吃的菜几乎都是我们村供给的。那些日子，二叔天未亮就到一公里外的镇学校挑粪，一天几回，沤在粪池里发酵。俗话说，“庄稼一支花，全靠肥当家”。种菜这活，除了种苗技术之外，关键是有机肥足。而那时要获取肥料，靠的是一个“勤”字。二叔正是靠他黝黑、坚韧的肩膀，挑起那个“种菜专家”称号的。

晚年的二叔痛并快乐着。70多岁时不幸中风，抢救过来后落下半身不遂，只得拄着拐杖，在房前屋后走走。子女都很孝顺，常捎买点他爱吃的，天气好时扶他出院子来晒晒太阳，说说笑话逗他开心，他也见到了活泼可爱的曾孙，子孙绕膝，其乐融融。他一直顽强地与病魔抗争了8年。父亲去世后，每次见我回来，他都两眼含着泪。他平时没太多嗜好，只爱喝奶茶和抽烟，脚腿不便后，上街喝茶少了，烟还照抽，我回家总给他带一些。直到有一天，我递支烟给他，他抽了两口就咳嗽不止，只好把烟掐了。我心一沉：一个人连唯一嗜好都不能维持，那意味着什么？

二叔是在一个炎热的夏天走的，享年八十岁。他几乎没有什么遗物，从柜子里翻出一本家谱，几本种菜的笔记，十几本农用农历书籍。从席子底下翻出一个信封，里面有元、角、分拼凑起来的两千多元。我知道那是子女们平时给他零用而他舍不得用的。看着这些遗物我泣不成声。那是一个正直农民操劳一生的最后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