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路生

父亲临终前，将一块旧手表，连同它的过往，交给了我。近三十年来，它分分秒秒转动着日月星辰，从不说话，但我知道，它背后的故事。

我爷爷的那一辈，有四兄弟，爷爷是老三，名殿朝。我出生时，他在南洋的山芭里替红毛人（英国人）割胶水，我十三岁上初中时，爷爷睡在南洋的地下，永远与我们隔离了。那一年，父亲常常喊着爷爷的名字，长哭。父亲九岁时，爷爷告别奶奶，出洋了，而且一走就是一生，从未回来过。每逢爷爷的忌日，我看见，父亲双手捧着一小镜框，框内嵌入了张父亲和爷爷、奶奶、伯父的合影照片。他一边抹抹镜上的灰尘，一边眼眶潮湿，奶奶的眼眶也是湿润的，她坐在旁侧，与父亲一起缅怀远去的爷爷。

1948年秋，伯父启业出洋十年后，回到家乡与伯母结婚，第二年又重返南洋。伯父回乡前，爷爷叮嘱伯父，买一块铁达时牌手表给父亲，父亲高兴极了，他戴着这块手表，迎娶了母亲，生下了我和三姐妹。

父亲名启銮，身高一米八三，有人说，父亲脸似国字型，但我认为，他的脸明显偏圆了些。记忆中，父亲常年理着板寸头，表情严肃，童年时，他从外县回家休假，我总是躲在大门板后的暗角，怕见他。他看不到我，就四周找，找到了，他抱着我，在我双腮上吻了两下，兴奋地说，叫声爸爸呀。我还是怵他，小声说，爸、爸。他听了，就笑，一笑，就露出他的一颗金牙，闪着幽黄的光，把我的眼晴晃得也笑了。

我出生的1962年，父亲在北京的民政专科学校参加培训学习，结业回来时，我已一岁多。见到他时，我不知道他是谁，母亲催我叫声爸爸，我被他严肃的表情吓哭了，此后半个月，我一直未叫他声爸爸。他并不介意，每天抱抱我，顺便又啪啪的吻了我两下。大姐二姐也起床了，她俩一个劲儿地拉着他的手，亲切地叫一声声的爸爸的时候，父亲总是蹲下来得意地哈哈大笑，让那颗金牙跑出来与我作着无言，但充满了善意的对视。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当我与父亲在家二十多天后，渐渐的混熟了，准备大声地叫他一声爸爸的当儿，那一天，父亲却哭得喊天叫娘，悲悲切切的。我被他的哭声吓坏了，也哇啊哇啊地哭了，我看到母亲也哭了，大姐、二姐也哭了。我以为哭声要震崩老屋了，却意外地看见，老屋客厅的正中，直直的，端端正正的，停放着一副棺材。父亲轻轻地摸着棺材哭，我也哭，哭中看见棺板四周贴上的寿字红纸，很漂亮，我伸手就撕了张下来。父亲看到了，拍拍我的屁股，虽然不痛，但是，我心里更痛了，原来是68岁的奶奶走了。关于这些往事，是我长大后，父亲在一次闲聊中告诉我的。

1979年，父亲调回县民政局。那时，兴起平反冤假错案运动，父亲天天下乡做调查，一两个月都未回来。有一天，是个周末，我放学回家，看见父亲坐在槟榔树下、黄蜡石茶几旁，品茗，读报，与三位老太婆谈笑风生。我不知她们是谁、谁、谁，一个个皱纹如网，身材瘦小。我只看见，她们与父亲握别时，一齐举起右手，向父亲敬了个标准的军礼。几乎同时，父亲也回敬了个军礼。我现学现做，也向三位阿婆敬个军礼。后来，我才知道，她们是红色娘子军老战士王时香、王运梅、卢业香，是父亲和其他同志深入调查，为王时香和她的姐妹们的历史冤案平了反，那天她们是专门登门拜访，向父亲致谢的。趁此良机，父亲还为她们读了报。父亲与她们结缘的根由此发芽了。

父亲与伯父分别45年了，1990年12月，伯父拟邀请他赴马来西亚相见。父亲非常高兴，下乡买回两瓶山柚油、三瓶野生蜂蜜，这两种野生的东东，都是童年时，伯父与父亲最“瘾”喝的乡愁。可偏偏这个时候，父亲的身体出现了令人心忧的状况，他赶去海口做了手术，出院后，逢人言，他康复后，将去南洋与胞兄重逢。我听了，隐隐担忧着。后来，他发现他身体快不行了，他就放声大哭，哭完，他对我说，红色娘子军是琼海人的无尚荣光，你若有机会，代我去看望她们，为不识字的阿婆们读读报，让她们熟知天下事。我含泪点头。上朗婆来了，他和上朗婆抽了根烟，又嘱我到墟上，请来大奎伯爹，为他理了个新头，然后半躺在床头，与大奎伯爹抽烟。烟雾缭绕中，大奎伯爹操起二胡，拉了段琼腔《张文秀》唱段。平时，父亲常到墟上，找大奎伯爹理发，并听他拉段二胡，这已成为父亲的生活常态。听着琼腔，父亲望着墙壁上挂着的他和伯父的合影照片，眼光中充满了遗憾。他脱下手表交给我，说，他没有什么东西留给我了，只有这块表。此时，面对形容枯槁的父亲，我的眼眶又一次潮湿了。1991年3月6日晚上8点半，父亲平静的走了，终年63岁。

第三天，我按照乡俗，上山为他修坟，将前天旅行社送来的，已被批准入境马来西亚的出国护照本，放在坟前。我在外头，父亲在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