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路生

欧花喜欢织毛衣，自小。即使是在战争年代，也是如此。织毛衣贯穿了她的一生。她二十年前送一件背心款式的红毛衣给我，至今我还珍藏着，连同与它的过往。

认识她的时候，她已有81岁，家住龙江镇黄桑岭村，是个斜阳照得路面亮堂的下午，在一间砖瓦古宅前，有只黄花狗摇着尾巴走了出来，接着，一个老妪走入我的眼帘，这老妪就是欧花。说是老妪，但她并不老态，身子挺直，步履轻快，微笑着迎我进门。她的头发并没有银丝，乌云一样跟着她蛰伏在头顶，倒是皱纹成网，微凹进去的嘴巴这时不安分了，频频张开，争着说话。她的好客，她的热情，倒让我受宠惊若惊般。

在一长条櫈上，她和我分坐两边，相隔半米。她一边与我说话，一边织着毛衣。她双手各支着一支小而长圆的银质尖棍，彼此穿插，左手的尖棍往线圈插一下，右手微抬令食指绕着毛线，再绕一圈小圆棍，几乎同时，右侧的线团就转动了一下，那根毛线便不断抽动着向上输送。在这过程中，她并没有看棍线，却是一插一个准。从她有节奏的双手的互动动作中，可见其织毛衣的手艺相当娴熟。她一直扬着那张沧桑的脸，不停地与我说话，直到这时，我才发现，我们坐着的长条櫈，其实是她为她的后事专门打造的一副棺材。我有点儿惊怕，立马站了起来。她却笑了，说，别怕，我还未死，长板上没有霉气，只有喜气呢。她说，上了年纪的老人，提前打的“棺材”并不叫“棺材”，只有人死了，放进棺木里了，才叫棺材。所以，未死的人打的棺木，在琼海是叫做“喜材”或“寿室”的。经她这么一说，我才放下心来，坐在上面继续交谈。

她还说起一个有关喜材的小故事。1932年，战事告急，敌向我苏区大举“围剿”，欧花与战友被打散了。她被敌兵追击，逃进一姓李的地主家后院，她认为越危险的地方越安全，可敌兵也走进了后院。怎么办？她心生一计，躲进李地主为她老母打造的一副喜材中，安全躲过一劫。谁知，刚走出门外，又有追兵，她心生一计，赶紧躲进一棵大树后边，脱下红毛衣，趁敌兵不备，突然用毛衣反罩他的头，并迅速踢倒了他，用石头重砸他的头，将他砸死了。

我们正说着话儿，突然间外面传来一老妪的亲切的叫声，她知道老熟人来了，马上停了活儿，双眼放亮。在那位老妪刚跨进门时，她立马双脚并拢，举手敬礼，说：报告指导员，欧花向你报到。原来是红色娘子军连指导员王时香登门来串亲了。王时香回敬了个军礼。礼毕，彼此拥抱，许久了才开心地说话。这对姐妹久别重逢，当然有许多话要说了。

王时香在童年时就认识了欧花，那时在阳江墟赶集，欧花常带上两个姜糖，给时香一个，两人便吃得津津有味。参加红军后，在冬天的寒风冷雨中，部队来了一次急行军，欧花偏偏得了疟疾，既怕寒来又怕冷，时香对她关怀备至，端来姜糖水，让她喝下，还脱下身上的一件毛衣，让她穿上。欧花对她的深情关爱一直铭记于心，康复后，她织一件红毛衣送给她，说是报恩。在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欧花为她的战友织过许多件毛衣，让战友在山上安全度冬。

2000年5月1日，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建成开园，欧花和几位姐妹驻园当红色教导员，闲余，她又织毛衣。毛衣与她有缘。那一年，她在李地主家放牛，见地主的女儿有十余件毛衣，她便偷了出来，一一送给穷人的姐妹。后来，李地主知道了，令手下抓她，她就赶快跑了出来，不久就参加了红军。我问她，你经常织毛衣，据说有几十件了，是吗？她不言语，只一个劲地织毛衣。我走进她的居宅，衣架上架有十五六件背心款的毛衣，有黄色的，蓝色的，但更多的是红色的。临别时，欧花老红军将两件背心红毛衣交给我，说一件送给我，另一件送给苏玉光。她对我说，请将红毛衣代转赠给他。原来，1992年夏，省军区作家苏玉光在我陪同下，曾采访过她，写了篇很有影响的报告文学。入秋，她身体欠安了，苏玉光便寄些药品和补品给她。后来，苏玉光调去广州，还念念不忘她，常常打电话给她，问寒问冷，呵护有加。我替玉光谢过她，向她鞠躬致意，末了，郑重地向她敬礼。

那年年底，我上广州参加某大报征文比赛颁奖活动，我撰写的《红毛衣》荣获一等奖。记得那年很冷，我穿上老红军送的红毛衣，走在羊城街头，全身上下暖洋洋的。第二天，我见到了苏玉光大兄，重叙旧谊，格外兴奋。我将欧花老红军亲手织的红毛衣交给了他。他惊喜之余，眼眶潮湿，面对红毛衣敬了个军礼。这是两代军人之间的特殊礼物，苏玉光手捧红毛衣，将头埋在上面，久久地深吻。

离开羊城时，苏兄又将一些药品和他题签的诗集《致敬娘子军》交给我，叮嘱我转交给欧老。可是，我返回海南时，她已提前一天走了，享年91岁。临走前，她将33件红毛衣送给她的姐妹——那些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烈士后代，另外的49件红毛衣，捐给了革命老区的贫困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