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裕秋

仙窟村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出现过不少的军人，这些军人，有云南陆军讲武堂出来的，有黄埔军校出来的，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大熔炉出来的，有解放军院校出来的。仙窟村的军人，有人从从军、从政到从商；有人从南洋回国抗战，为国捐躯；有人从士兵到师长，转业从政，成为厅级干部；有人从大学毕业入伍，逐渐晋升到中校。仙窟村的军人，有人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人血洒疆土，有人告老还乡，有人继续奋斗。仙窟村军人的比例很少，但仙窟村军人的影响不小。

辛亥革命胜利，云南讲武堂声誉隆起，有志青年，携手从军，纷纷到云南讲武堂报名求学。青年王裕楷离开家乡，考入云南讲武堂，磨炼自己，报效国家。他的军涯中当过广州总统府警卫连连长，参加过北伐，为消灭军阀，统一中国，南征北战。北伐胜利后，他解甲从政，当过广东参议员、乐会县长，举办过乐会农民讲习所。国共合作失败，他感觉从政艰难，只好弃政从商，在嘉积办过妇产院，在海口开过米厂、冰厂，顾及民生，是海口商会的一员，1948年移居香港。王裕楷从云南陆军讲武堂出来，经历了从军、从政、从商，一生坎坷，最后客死他乡。

日本侵略中国，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本来已在马来亚安居乐业的王裕芳，目睹祖国山河破碎，义愤填膺，毅然响应侨领陈嘉庚号召，回国参加抗战。王裕芳入黄埔军校学习，为军校第十七期学员。他掌握了军事知识和本领，从一名南洋华侨成为一名爱国军官，从默默无闻的青年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好汉。南洋机工，黄埔军人，充分显示出华侨热情洋溢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义无反顾的英雄主义气概。其时，王裕芳年仅二十几岁，尚未成家，他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与日本鬼子做殊死拼搏，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长眠在祖国西南疆场。王裕芳是仙窟村一位南洋华侨抗日烈士，他没留下照片，但他浩气长存；他没有坟墓，魂系祖国山河；他祖宅倒塌，魄依人民英雄纪念碑。

海南解放初期（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还没结束，为保家卫国，中国青年响应祖国号召，踊跃报名参军。仙窟村的王春轩，刚从乐会温泉中学毕业回乡，就立志当兵，但他是独子，按规定不能报名。知子莫如母，是妈妈成全了他，帮他报了名，给他戴上大红花，送他入伍，母子俩此举当时被传为佳话。王春轩在军队这所大学校里摸爬滚打，积极向上，进步很快，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步一个台阶，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长等职务，后来当上广州军区司令部三部政治部主任。1979年他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机智勇敢，舍生忘死，保卫指挥部和指战员的安全，击破越南特工的阴谋，进行的是战争中责任更重大的一场战争。他抗美援朝时组织、参加、指挥了军用地图的测绘；他对越自卫反击战时保护指挥部，也保证了战斗取得胜利；他军涯35年，荣立三等功三次。1989年退役后，负责广州地区海陆空口岸的领导工作，厅级待遇，在新的阵线又做出了新的贡献。他1999年退休，立即带着妻子赶回家乡照顾年迈的母亲，当孝子，尽孝心，在农村一住就是十多年，成为当地孝子的典范。他母亲103岁生日那天，上午还跟来祝寿的村民谈笑风生，下午突然驾鹤西游，有谁比这位老人更心满意足？王春轩是军中骄子，家中孝子。他的子女都已事业有成，为了不给广州的子女增添麻烦，他夫妇俩现在仍居乡下。那浓浓的乡愁和厚厚的家国情怀使他眷恋着故乡。仙窟养育了他，军队培养了他，现在他在仙窟养老。

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政府号召青年人应征入伍，部队也从大学应届毕业生中预提军官。王锐抓住这个机遇，一从武汉理工大学毕业，就应征入伍，几年时间里接受部队安排，分别在桂林陆军学院、沈阳炮兵学院、南昌陆军学院学习，学成归队，在步兵某旅炮兵团当过排长、政治指导员、上尉；任过副营职干事、少校；后来又转到某市人民武装部，任正营职干事、中校。在负责新兵训练，支援地方经济建设，抗击自然灾害，与地方共建“双拥模范城”等工作中，表现突出，成绩显著，荣立三等功两次。王锐大学毕业后从军，虽然没有经历过枪林弹雨，实践的是新时代强军战略，展现了中国新一代军人的风采。

无数个乡村历史，无数种乡村文化，可以汇聚成家国情怀，国家意识。仙窟军人，尤其是王春轩的军涯人生，平凡中显示非凡。仙窟军人给人珍贵的启迪，那就是爱我中华，保家卫国，精诚团结，开拓进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