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繁亚

作家学者以“笔杆子”为业，俗称“文人”。文人如何作文做人、知行合一，是一个关乎精神境界的命题。在我们海南，有这样的两位作家、学者，他们把名利看得云淡风轻，于做人讲天道良心，所以赢得人们敬佩。

一位是捐资1100万元设立文学奖的作家晓剑。晓剑是一位颇有建树的作家，至今已出版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诗歌集等50余部，获国家及省级文学奖10余个，并有作品被翻译至美国、日本、意大利。作为普通读者，我没有资格评论其写作能力和水平，却时时被其乐为海南文学事业发展做贡献的精神所感动。他1989年作为“闯海人”调入海南师范大学学报工作至退休，先后为海南创作并在北京出版了长篇小说《海南大亨》；策划出版“海南作家丛书”，从1990年至1999年，以每年出版两三本的规模，为海南作家像孔见、崽崽、张浩文、韩芍夷、邢增仪等出书，本人不用掏一分钱，而且全国发行；曾在《南方周末》发表整版文章，向全国读者介绍海南作家，还请来人民日报、南方周末、文学报的总编、主任召开文学研讨会，“海南情怀”是他喜欢的标签。

2020年1月16日，年近68岁的晓剑做了件事：个人向海南师范大学捐资1100万元设立“晓剑文学奖励与扶助基金”，并捐赠了大量的个人藏书、书稿、字画，在海师大新校区图书馆筹建晓剑书斋。作为一个作家能留个什么样的善名呢？“我的亲人生活都过得很好，不需要我的财产，何况这财产也并不多。”他把北京的房子卖了，并且把现在住的房子和一些资产委托好律师，准备待自己百年之后全部祼捐出去，以此设立晓剑文学奖。他说，海南的文学刊物除了《天涯》和《椰城》，以及当地报纸的副刊，年轻人发表作品的平台并不多，因此他要努力创造机会，扶植更多爱好文学的人。

另一位是一肩挑起照顾卧床病妻和智障儿子责任的教授廖逊。廖逊系海南省委党校原常务副校长、省行政管理学院原院长，与妻子秦黎是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战友，几年后俩人相继回城又相继考取大学。大学毕业后，秦黎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工作，廖逊先是当教师，后来选择“闯海南”。俩人相恋十年后，秦黎果断地辞去出版社稳定的工作追随廖逊。然而，这般美好的姻缘却生出令人接受不了的结果，妻子突患脑神经萎缩症瘫痪在床，儿子3岁时因高烧不退成了智障儿。面对如此沉重无情的打击，一个书生男子、斯文教授，抛开世俗眼光、恪守传统美德，积极地挑起家庭生活重担，努力做个好丈夫、好父亲，让家里的病人和残疾人活得有尊严。只要他在家就坐在妻子的床边，不停地和她说话，每天早上离开家前都要喊一声：“黎宝宝，放心吧，我一辈子爱你！”他坚信爱是会感应的。因妻子没有“劳保”，看病全部自费，为了给妻子治病，他精打细算，节缩个人开支，戒了烟、酒、茶，非必要不给个人添新衣服。儿子渐渐长大面临上学的问题，正常学校去不了，只好去专门的智障学校。他自定了辅导儿子的学科课表，在教儿子学文化之余，教儿子每天早上要到妈妈床前问候妈妈，每天晚上睡觉前要和妈妈道晚安，要求儿子学习给妈妈胃管里注入流质食物，渐渐地儿子懂得关心妈妈了。几十年来，廖逊除了工作，从来都是争分夺秒地回家，很少参加社交活动，他唯一的“奢侈”就是每天抽空去健身房锻炼，用他的话说：“我是家里的顶梁柱，少了我不行，身体对我最重要。”在当今这个物质至上、精神宝贵的社会环境中，廖逊的为人修行无疑是一面很好的镜子。

当然，党的理论工作者是他的本职，为了做好本职工作，他坚持一辈子读书学习。他家没有高档的放衣服的立柜，没有放杂物的五斗柜，更没有摆放工艺品的装饰柜，有的是占据八面墙的8个大书柜38000册图书，一个100多平方米的单元房成了图书馆模样。他是一位理论研究的先行者，提出的“小政府，大社会”政策建议在海内外广为人知；他是一位创新型理论传播者、公共沟通者，主讲的《廖逊开讲》广播栏目走过几十个满载智慧的春秋；他常年深入各级党政机关、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军警部队，积极主动宣传党的理论方针政策，为群众释疑解惑。2013年12月，廖逊被授予“全国理论宣讲先进个人”称号，是海南省唯一获奖的个人。

我尤其敬重作家学者中的“人格大师”。茅盾一贯热心于提携奖掖文艺晚辈。有人统计过，茅盾一生点评过的中国作家多达308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当时的文坛新人。1981年3月，他在弥留之际决定捐出25万元积蓄，作为今后长篇小说优秀新作的奖励基金，被誉为“文艺园丁”。季羡林先生平易近人，居家生活简朴。在北京大学久久流传着这样一件事：一天，季老先生穿着那身蓝布衣衫行走校园里，一个来报到的新生误以为是“老校工”，让他代为看管行李，“老校工”一点也不生气，一直负责任地守候至半个多小时后那新生回来。季老先生最怕虚应的事，有一年老同学胡乔木邀他同去敦煌，他是研究古西域文化的，当然想去，但一想沿途的官场迎送、时俗应酬，便婉言谢绝。季老先生一生本真求真。有一次，学者梁衡带一本新出的梁漱溟的书去见他，他说：“我崇拜梁漱溟。”梁就乘势问：“您还崇拜谁？”他说：“并世之人，还有彭德怀。”一个学者崇拜的怎么会是一个将军，他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敢说真话，这一点不简单，很可贵。”是啊，希望说真话一直是先生心中隐隐的痛，巴金去世时，季老先生在病中写了《悼巴金》，特别提到巴老的《真话集》。从以上几件小事更觉大师之“大”。

其实，不论作品多么精彩，不管学术多么丰盈，最打动人心的、最能立身取信于社会的，是作家学者的人品与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