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运海

1982年，我高中毕业后参加高考落选，因为家庭的原因，我没有选择补习，而是回到了农村。

当时，为了了解外面的世界，也为了知道天气预报更好地从事农事活动，爸爸除了订阅《海南日报》外，还省吃俭用买回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每天在吃饭的时候或者中午休息时分，便坐在一旁收听广播节目，主要收听《海南新闻》《琼海新闻》、琼剧节目以及天气预报。每天中午12时海南人民广播电台谢忠主讲的《故事会》节目，一家人都听得津津有味。谢忠绘声绘色的解说让全家人都很“入戏”，吃饭也因为听故事而更加“有味”，没有特殊情况一家人都会准时收听。

或许是听广播“上瘾”了，我也迷上了广播事业。每天一大早，我便在书房里大声朗读《海南日报》的头版新闻，有时中午或晚上应爸爸妈妈的要求也会读给俩老听。听广播、读报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1984年，海南人民广播电台招考海南话和普通话播音员，爸爸知道后鼓励我去报考，并且亲自陪我一起去考场。入场前爸爸再三叮嘱我，要像平时在家里读给他听的那样，沉着应战，音质要清，咬音要准确。我还记得主考官身材高大，国字脸，很和蔼可亲。普通话考题是阅读读音相近的字，譬如死、四、十、熟、数；海南话则阅读一段文章，要求咬音要准，又要有表情。这次考试尽管我付出了最大努力，但却没有考上。

1985年，命运之神再次向我招手。当时的南星大队开办有广播站，原来的广播员辞职了，岗位缺人，我成了当时最合适的人选。经过村民提议，我如愿地当上了大队的一名广播员。在大队书记的指教下，我很快进入角色，每天晚上准时转播中央以及地方台（站）的广播节目，也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农情，播报重大政治时事以及农业生产各个季节应注意做好的相关事项，同时也重播琼海广播站的天气预报，以免有些农村群众因时间关系错过收听而耽误农事。每当农事季节来临，“做”什么种子，什么时候“做”，天气情况怎么样，我都要和镇农技站长期保持沟通了解，再及时再三播报出去。至于插秧后如何施肥管理，水稻出现病虫害如何防治等农技知识的普及，这都是广播站的“份内工”，我都得及时播报，把具体做法再三的说得一清二楚。

那时的农村，农户都是靠耕牛耕种，一个村饲养10多头甚至几十头耕牛是常有的事，所以耕牛走失也是常有的事。这里的山山岭岭这么多，沟沟坎坎又这么复杂，要找回一头牛谈何容易，就算有目击者，又哪里去找它的主人呢？在那个通讯落后的年代，广播就派上了大用场。记不清是哪年哪月，在一个耕种的农忙季节，某村一农妇饲养的一头母牛中午走失了，她回家发动全家人找了一整天都没找到。这是两户人家共同饲养的一头牛，走失不仅耽误了两户人家的耕种，损失如何分摊也是个问题。这两户人家使尽了各种方法都毫无结果，在某位村民的点拨下，他们想到了广播。记得那天夜里下着大雨，我也已经按时关机休息，一阵敲门声把我从梦中惊醒。知道原委后，我二话没说直奔播音室。深夜响起的广播声惊醒了村民，第二天大家互相转告。很快，这头走失的母牛被一位“蹲山寮”的村民发现在某山上，及时转告其主人寻回。

我热爱广播事业，不仅注重“播”，也注重“写”。我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农情积极写稿，每周都有几篇稿件被县广播站、镇调频台采用，海南人民广播电台也采用不少。这些年来陆续写出了一些有影响力的广播稿，如《田间的农技师》《乡村的黑板墙》《改种带来大收益》《救救南牛山 救救南牛山珍稀动物》等等。这些稿件的播出不仅为保护生态环境、密切干群关系、增加村民收入产生积极影响，还促使了一些民生问题得以解决。

虽然我当广播员的时间不长，但也深刻体会到广播带来的良好影响。我当广播员以来共为30多户找回走失的耕牛，为施农药不当的农户挽回了损失，为种植瓜菜的农户打开了销路……每每想到这些，心里都会感到欣慰和自豪。

时代在变迁，如今这小小的广播站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可我爱听广播的初心依旧不改。每当忆起乡村一角的广播站，想起当广播员时的一情一景，我真想再回到那个广播站，再当一回广播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