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繁亚

如果现实中有人“见火不救”，肯定会遭到社会的道德谴责，要是赞同“见火不救”行为，那更是大逆不道了。然而，《印第安人为何“见火不救”？》（《人民日报》2018年4月21日）这篇文章，就直白地讲了“见火不救”的道理，读后令我浮想联翩。

这篇文章说，印第安人的环保理念非常“前卫”，他们很早就发现，山火与森林既相克，也相生。大火在烧掉老病残树的同时，也消灭了妨碍树木生长的病虫害，使得劫后余生者有了更充足的阳光与养分，而且烧焦的松树皮还为麋鹿等提供了大量营养。更重要的是，在亿万年的进化中，很多植物已适应了间歇周期较长的山火，甚而学会了借力繁衍。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及其周围森林中的主要树种扭叶松就是如此。扭叶松长着一种被树脂封裹的球果，需要113摄氏度的高温才能熔化，大火过后很多表面被烧焦熏黑的松果崩裂开，种子得以在灰烬中萌发。为了这一天的“浴火重生”，种子竟可耐心等待达百年之久。有鉴于此，黄石国家公园将火视为公园生态系统形成的关键因素。过去30年，这里每年都会有“火灾”，多时更是达每年78起。但该公园自1872年诞生之日起，一直借用印第安人“顺其自然（燃）”的山火管控理念：只要不是人为纵火，且不危及生命与财产，就任其自生自灭。这种“顺其自然（燃）”是否科学？很值得人们深思。

引述这个事例并非倡导“见火不救”。“见火必救”是常理，“见火不救”是个案，而个案不一定就是错的，“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

著名作家席慕蓉原籍内蒙古，对草原怀有一片深情，她在文章《文学中的隐性价值》（《光明日报》2014年6月9日）中，隐隐流露出对草原生态的担忧。她援引草原学者刘书润教授的话说，我们的草原一度实行围封禁牧，目的是让不堪重负的草原休养生息，而长期不放马，原来给马吃的草就不见了，长期不放羊，原来羊喜欢吃的一些牧草就变少了。禁牧5年以上之后，草场就老化了，没有母畜进入，物种减少，优良的牧草换成了劣质草。牲畜和草本来就是草原生态系统里面的两个重要成员，放牧牲畜以适度为佳，最好的办法就是游牧。与此同理，《聆听草原的脉动》（《人民日报》2017年11月27日）一文中也有记述：小格局放牧，不利于牲畜的生长，草场也消耗过重，而传统的游牧是一种大格局协作式的迂回流动，能够满足畜群不同季节的不同需求，也利于草原生态的恢复，蕴含着生命与自然的大学问。于是，深思熟虑后的牧民剪断铁丝网，将数家草场连成一体，自发成立牧业生产和草原旅游的合作组织，回归大游牧生产。由此看来，围封禁牧尽管主观愿望非常美好，但违背了自然规律，结果适得其反。

其实，万物有度，过犹不及。就像“保护野生动物”，一方面我们不懈地保护野生动物，另一方面又为野生动物“数量过多”发愁。以退牧限牧后的三江源国家公园为例，在可可西里，藏羚羊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的1万多只，上升到了现在的7万多只。当地玛多县农牧局估算，加上鹿、藏原羚，整个玛多县的大型食草动物大概有20多万只，“已经远远超过了全县的牲畜量”。需要引起我们深度思考的是，禁牧是为了保护草场，现在牧场空了出来，野生动物却不受限制地增长，最终可能又会破坏草场。2016年青海省两会时，甚至有人提议恢复狩猎，以达到生态平衡（《中国青年报》2017年11月1日）。

不论是“见火不救”“异议禁牧”或“强调保护野生动物”，表面上讲的是环保生态主题，内在却蕴藏着一个思想方法问题。它告诉我们，要学会逆向思考，用“冷眼光”看待“热问题”，那样看问题会更接近科学、更透彻一些，避免人云亦云、缺乏主见，不断提高我们的认知和判断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