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宋程

母亲健在的时候，不知怎么的，每每想到她总觉得凄怆，每天不到她的房间去看一看她，心里便万般不安。

那是2016年我退休的那个秋天，母亲突然跌了一跤，左胯骨折不能站立走路了。当时母亲已89岁高龄，我经过咨询考虑后，力排众议，放弃保守治疗，把她送进了医院的手术室。托老天爷的福与医生的精湛技术，母亲的手术非常成功，十多天后便出院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康复疗养，基本可以撑着双拐行走，虽然行动不如从前那样自如，但大小便都能自理了。然而我渐渐地发现，自从跌过以后，母亲的精气神受到了影响，说话少了，显得也一天比一天老了。她常常趔趔趄趄走出屋门，站在走廊口，拄着拐杖朝远处张望着。她在看什么？我与母亲同在一个屋檐下，每回我出门去，她都这样等待，母亲其实是一直挂念她的儿孙们。我曾试问她在想些什么，而她伸出那爆满青筋又像干柴似的手，左右晃动，似乎表示没想什么。但我知道她是在掩饰内心的寂寞与牵挂，其实她很怀念节假日儿孙绕膝欢闹的场面，留恋那种其乐融融的气氛。

母亲大约50岁的时候耳朵就背了，而且背得厉害。听说是缺医少药的年代因病而过多使用链霉素引起的，或许是其它原因惹的祸，但都无以考证。母亲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参加农垦工作的，之前在三门坡农场（今红明农场），又在大坡农场（今东昌农场），后来又在东红农场，再后来是在东升农场，虽然频频调动像军人一样转战，但都是为了发展祖国的橡胶事业做贡献。她参加过开荒，参加过的各种“大会战”数也数不清，还管过苗圃，养过牛，还会耕地。母亲个头虽小，但丝毫不影响她对工作的热情，干起活来干劲倍大，是个能舍大力干活的人。上世纪70年代，队里的许多知青都说母亲待人热情亲切，乐于助人。她曾经将偷偷圈养的几只家鸡杀了，还炒上几个小菜，邀请一些知青朋友到家里打牙祭。我们对此不得其解，毕竟我们三个孩子在家时，母亲都舍不得宰来改善生活，可她说，知青离开父母来农场也不容易。母亲就是这样善良的人。她心灵手巧，还会煮椰子粑、鸡屎藤粿仔汤分享给知青们。至今好些知青都念念不忘那独特的味道。后来知青们返场，都常来探望她，虽然耳朵背得听不见，但她都能辨认出来，知青们都赞她的记性好生了得。

母亲宽以待人，对子女却管教很严厉，除了做家务，业余时间都要求我们认真读书。别人家的孩子可以玩耍、撒野、使性子，唯独我们不能，这是母亲的戒律。谁不读书，谁就要挨抽。我们习惯了母亲的威严，也习惯了她的勤俭持家。一条长袖衬衣，老大穿过后轮到老二穿，然后就是老三。那个买布料需要票证的年代，母亲为了节约，经常向熟人便宜买回白色的面粉布袋，自己动手裁制衣服给我们穿。母亲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缝制衣服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手工缝制一件新衣要花好几天时间才能完成，然后，她还要上山采来能浆染色彩的树根、树叶等材料，用来泡浸染色，使原来的白色变成鲜艳的灰蓝色。在我的印象里，母亲缝制衣服手艺精细，做工精良，每件新衣穿在我们兄妹三人身上都很妥帖。

母亲90岁寿辰那天，我认真端详着她那头白发，苍老而布满皱纹的脸上搭着一副墨镜，显得她更加老态龙钟。她的青光眼越来越严重，以致于视觉比先前更加模糊，眼下已很难看清物体了。我知道她的眼睛功能已萎缩弱化，不久将会失去光明，这对于她来说是多么的残酷，而我却束手无策，心里十分恻隐。于是，不知是潜意识还是不由自主，我毅然决定给她画一张速写的头像画。这是我给母亲画的唯一一张画像，临到了2021年她去世后，我才猛然醒悟，这幅画竟成了母亲遗留之际最珍贵的遗像了。

母亲完全失明是在2019年。眼睛失明，听不到声音，行走不方便，吃喝拉撒都要靠人服侍，我与爱人就在这样的状况下与母亲度过了六年的光阴。那六年是母亲最痛苦难堪的日子，可是她很坚强。医生每次给她检查身体都说，她的五脏六腑都很正常，没有三高。听了医生之言，作为儿女我们心里格外的欣喜与慰籍。母亲很少感冒、咳嗽，能吃一大碗的面条，说话嗓门大。谁知到了辛丑年八月的一天，她突然卧床不起。当时她对我说，儿呀，看来我气数不行了，但这是迟早的问题，人总是要有那么一天。我握着她的手，想安慰她一把，她反而却攥着我的手安慰起我来……在那以后，她每况愈下，咽食越来越艰难，只能喝一小碗米汤，有时是一些生理盐水与纯牛奶。我因照顾和忧心母亲的缘故，睡眠欠佳身体疲劳，自己病得住进了医院，家里一下子便乱了套。那天，替补护理母亲的妹妹打来电话说，母亲总觉不是你在她的身边，多次追问，妹将自己的手伸给母亲摸，她说这不是老大的手，老大去哪儿了？妹不敢直言，骗她我出差去了，她一点都不信，每天唠叨不休，扬言要绝食。就这样僵持着，十几天后我的病情减轻出院回家，当我坐到母亲的床前，她似乎有感应般，有气无力地翕动着嘴唇说，是老大回来了！她伸出颤抖的手来让我握，我下意识地还低下头让她去摸，好久好久，她才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三天后，母亲溘然谢世。她走时一点牵挂都没有，显得是那样的淡定、安详，而留给我们子女的却是不尽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