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业基

我三叔结婚有了自己的孩子后，由于伯父长期在外工作，伯母便提出分家。分家后，三婶嫂各为一家，各垒火灶过活。那一年，我刚好七岁出头。

为了争取多出工多挣工分养家，老妈总是每天三更就起床煮“鸡啼饭”，我也经常在睡梦中被老妈叫起来，去厨房帮她“看火”（即烧火）。那时我家建的是米余见方的大灶，大灶上使用的是“尺八”大锅，家里每天都要煮上一大锅番薯饭才够全家六口人从早上吃到“日头导”（方言，即午后饭）。现在的人肯定不相信那时的人的饭量，由于那时大家肚子里都缺“油水”，平时几乎都是蘸着鱼汁和鱼糟吃番薯稀饭，所以大人每顿饭吃上五大“八棱碗”并不稀奇，小子就不用说了，肚子一“困”（即饿）就到饭钵里舀饭吃，有没有肉和菜都无所谓，有时只在盐钵里捏一小撮粗盐，放在饭碗里搅一搅就入肚。因此，每天的“鸡啼饭”，老妈都要煮上四五钵才够全家人吃。

老妈从米坛里舀出一牛奶“贡”（方言，即罐）米，放进小“嘎箩”（即细篾编织的深肚竹器）里，拿到盆钵里用水洗净后，再倒进大锅里，然后用瓜匏从水缸里舀了许多匏水倒进锅里，盖上锅盖。这番操作完成后，她才蹲到灶门前，叫我坐在灶门前的小凳子上，让我看她怎样从“灶夹”（即大灶与墙壁之间的空间）里抽出一把“稻稿”（即稻草）放在灶门前，再用“火决”（即火柴）点燃“稻稿”，慢慢伸进“灶肚”（即灶膛）里。之后，她便叫我自己从“灶夹”里抽出一把“稻稿”，当第一把“稻稿”快要燃尽时叫我赶紧续上。她还教我怎样利用“灶夹”里的“火枷”（即烧火棍）拨弄“灶肚”里的火灰，教我怎样使用“火通”（即吹火用的竹筒）吹火。老妈看我顺手后，才拿起砧板和大“嘎箩”去剁番薯。

当时我们家烧的大都是“稻稿”，因此“灶肚”做得很深，灶门也做得很大，且没有灶桥，故煮一大锅饭下来便有满满一“灶肚”的“稻稿”火灰。烧“稻稿”必须一小把一小把的烧，“稻稿”把大了会把“灶肚”塞得满满的，灶火反倒不旺；“稻稿”把太小了，又容易弄“火过”（即火灭）。“稻稿”伸进“灶肚”的时机要把握好，快不得也慢不得，快了会塞满“灶肚”，慢了会续不上火。“灶肚”一旦塞满，满厨房都是烟雾很呛人。如果“灶肚”里“火过”了，就必须重新生火，那就得多使用一根“火决”了。我记得老妈说过，“火决”也是用钱买来的，能省一根就省一根吧。

有一次，由于我的小脑瓜开了差，“稻稿”续不上，“灶肚”里的火就“过”（即灭）了，我只好赶紧拿起“火通”伸进“灶肚”里，鼓起嘴巴就着“火通”猛地往“灶肚”里吹，结果把好端端的火苗给吹散了，气得我坐在那里哇哇地哭。老妈看到了，就放下菜刀过来教我用“火决”点上“稻稿”，告诉我使用“火通”吹火时不能太急，要轻轻地吹，火苗才不会散，火才容易着。我似乎听懂了点，吹着吹着，也就慢慢地上手了，使用“火通”吹火的技巧也慢慢的掌握了许多，比如往“灶肚”里续“稻稿”后，可用“火枷”轻轻地拨弄，让它烧得旺些，火一旺就不容易灭；比如当“稻稿”续得慢了导致火“过”了，只尚有一点火星时，我便按照老妈说的，轻轻地吹，那点点火星就慢慢地被吹出火苗来了；再比如火星旺时，我就会快慢结合，一口慢一口快，灶火就会很快着了起来。

老妈剁好番薯倒入大锅里后，便来换下我，我便移张凳子坐在一旁，看着老妈烧火。老妈使用“火通”的技巧比我高明多了，她一般都不用蛮力，吹的时候总是有条不紊的，多弱的火苗她都能吹着起来。我看着火光映照着老妈的脸，心里好佩服。老妈一边烧火，一边还拿“火通”打比方，跟我讲做人的道理。她说“火通”两头都是空的，一空到底，做人却不能像“火通”这样一条直肠通到底，教导我在人前讲话要留有余地，不要全部都倒出来。她还说，其实“火通”也有优点，它不藏不掖，没有这两头的通透，灶火也旺不起来。长大后，我才从老妈的话语中悟出了一些人生哲理：说话不要过于直白，直来直去那是会伤人的；读书应该读通透，直到明了为止；做人应该行得正站得直，不要扭扭捏捏。

用“稻稿”做饭平常还好办，一到雨季就困难重重。当时，农村人的“稻稿”都堆在村外的平地上，不遮不盖的，下雨时整个“稻稿”堆都是潮湿的。在雨中将“稻稿”拔出来带回家，此时灶夹里也是潮湿的，点火就显得相当的困难，即使点着了火，火势也很微弱。在这种情况下，“火通”的使用次数就比往常多了，往往一锅饭煮下来满屋子都是浓浓的烟灰，很呛人，我只好跑出厨房，到外面喘几口气再回来。遇到台风天气就更加辛苦了，弄不好还会被穿过“火通”的火苗烧伤嘴唇，疼痛红肿几天都难消。

现在的人早已过上了好日子，农村人做饭做菜都用上了电和煤气，只在年节时“沓”（音da，即煮的意思）鸡鸭鹅才用上大灶的铁锅，才用上柴火和“火通”。今年春节回老家，看到老家厨房“灶夹”里的那把“火通”，我便想起过去我使用“火通”的故事，故作此记。那用“啰竹”（即一种皮涩的青竹）做的“火通”，确确实实伴随我度过一段苦涩的日子，确确实实留给我一段苦涩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