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德坚  

每当我漫步在石龙大桥南端的滨滩文化广场，我就有一种感觉：在不久的将来，滨滩市或许又要回来了。

滨滩村在清朝曾经是一个墟市。在《康熙八年乐会县志》和《康熙二十六年乐会县志》中，记有这样的内容：边滩（滨滩）市位于白石乡（现龙江镇范围）河边（万泉河边），县西（乐会县首府乐城市往西方向）八十里，与定安石壁（过去石壁隶属定安县）隔河（即万泉河）。边滩市还有边滩渡（滨滩老渡口），市里还设白石乡社学（书院）。这些内容就表明了在三百多年前，白石乡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中心就在边滩村。过去交通以水路为主，货物的集散乃至人员的流动主要靠木船，而边滩村就在河坎上，在这里墟市和渡口相辅相成，互相补充和配合。滨滩人代代相传，称其为“外市”。

悠悠岁月，边滩市昔日的繁华只能凭借想象了。现在，边滩市还留有哪些蛛丝马迹呢？滨滩村现存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两个古老物件，是吴家的铁钻和朱家的大石磨。吴姓和朱姓是滨滩村人口较多的两个姓氏。在吴姓中，有一个打铁世家——海利家族，代代以打铁为生，至今还有一位传人在石壁墟设店锻打火钳、钩刀等小铁具。那个铁钻是烂不掉也偷不走的东西。朱姓的大石磨比一般家用石磨大好多，要两个人才能推得动。大石磨的主人世代制作豆腐、豆豉和豆酱。因为只有用大石磨，才能磨得快磨得多，工作效率才能提高。

随着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滨滩村人在衣食住行方面已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明显变化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是居处房舍的变化。滨滩村是长藤形村庄。低矮的瓦房沿万泉河东西走向建在河的沿岸，地势较低。在未建牛路岭水电站前，连年水灾村庄被淹。因而，村民的应对措施有多种：每间居屋两边卧房都穿插楼枋，铺上木板，形成一个小阁楼。洪水来时，阁楼上放置粮食和衣物。又在风头墙上开一个“走水窗”，此窗的窗棂是活动的，可以拆开，如遇没顶之灾，家人可以从此窗口逃生。每年农历七八月汛期，饲养的大肥猪必须卖掉，以免到时增加麻烦。而对那些小猪和鸡鸭也要准备竹笼，洪水来时将其抓入笼中置于高阁。如遇特大洪水，只能扶老携幼、牵着耕牛，向高岭等安全地带转移，怨声载道，苦不堪言。改革开放后，每家每户都把建房当作首要大事，公路两旁的钢筋水泥楼房陆续拔地而起，一层的，二层的，甚至三层的，整齐的民居足有一千米长，俨然像个街市一样。

其二是出行交通的变化。滨滩村民住在万泉河之南，而村民的稻田、胶园却在万泉河之北。多年来，万泉河的阻隔给村民的生产生活带来诸多不便，犁田耕地时节，他们要扛犁赶牛坐船过河；割稻收获季节，打谷机和稻谷也要用船运载。上船下船、上坎下坡非常辛苦，清明过后橡胶开割，半夜鸡叫胶农们就要趁早赶到胶园。每天都要扛车挤船过渡，因而，渡口翻船落水的悲剧时有发生。

2005年石龙大桥建成通车，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滨滩人为庆祝这个喜庆的日子，放鞭炮，演琼剧，乐了几个夜晚。而后，桥通路通财通，繁荣了北岸的石壁墟，也激活南岸的滨滩村；既方便了滨滩人的出行，也方便了石壁人进入滨滩。滨滩也就成为石龙地区的交通枢纽。

其三是社会地位的变化。这些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滨滩村的各种基础设施也逐步完善。诸如：河沿上筑起挡土的河堤，河堤上架起几百米长的栈道，环村铺上水泥硬板路，路边安装路灯、做了绿化和开辟停车位，建起标准的灯光球场。在桥头的文化广场旁边，还有一间老渡口咖啡厅，夜里灯火通明。所有这些，都使滨滩成为石龙地区的一张名片。那些自驾车旅游的新市民和马拉松自行车爱好者，都把滨滩当作他们行程中的一个驿站。

现在，许多滨滩人的潜意识中已有本能的反应，觉得滨滩可能又要成市了，于是视公路两旁为黄金地带，近年的建房者都有意把房屋建成店铺构式。目前已经有个别人家在这里加工粿果和制作铝窗、门框等。文化广场上，每天早晨临时设摊卖猪肉的、卖海鲜的、卖蔬菜的、卖水果的、卖活禽的、卖饮料槟榔香烟的，应有尽有。广场附近还有卖鸭肉饭团的，卖中餐晚餐的。特别是每月1日、15日的赶集日（俗称“交流日”），因石壁墟不堪重负而外溢的远方行商，都被挤到滨滩这个临时市场，当天那录音播放的叫卖声此起彼落，连续不断。要是在某个晚上滨滩文化广场上演出古装琼剧，来自四面八方的观众更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所有这些都是自发的，自然而然的。在滨滩，一个墟市的雏形，已初具规模。

墟市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前提，一个墟市的形成，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全过程。现在石壁墟的店铺已经趋饱和，可以用滨滩来缓解石壁的拥挤，把石壁墟和滨滩合为一个滨石墟。如果能把石龙公路滨滩段的过往车辆改道绕行，那么滨滩的千米长街就会变成没有安全隐患、没有行车轰隆声、没有尘土飞扬的步行街。虽然这些仅是我一个村民的期盼，但不管将来如何开发和发展，我都相信，在乡村振兴的发展大潮中，滨滩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