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繁亚

“不动笔墨不读书”，是关于读书的一句名言，也是许多读书人的经验体会。

读书动笔墨的方法大概有三种。一种是抄书摘录。梁启超先生曾写过一篇《钞书是最好的读书方法》文章，他说“发明的最初动机在注意，钞书便是促醒注意及继续保存注意的最好的方法。”其意思是说抄书摘录有利于对读过的书增强记忆。现在读书进入短平快时代，除了纸质书还有电子书等，虽然阅读形式发生了变化，但传统的古老的甚至略显笨拙的抄书法还是值得保留的。比如现代著名史学家吴晗先生，为了了解14世纪到17世纪中叶这段满族的历史，这段历史《朝鲜李朝实录》一书记载比较客观，而这部书只有国立北平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里有一套，还是影印本，为此他决心把这部书中有关中国的史料抄录下来。这套书共计1893卷，800多本。从1932年开始，他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都往图书馆跑，一直跑了几年，风雨无阻，从《朝鲜李朝实录》中摘录了357万字有关中国的史料，装订成80本线装书。这80本线装书他一直带在身边，直到他逝世11年之后（1980年），这些珍贵的史料才由中华书局以《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之名正式出版。这个事例虽属个案，但这种读书精神很值得提倡，有些人缺的就是这种读书下苦功的精神。

另一种是做笔记。读书时，左边是书，右边是笔记本，遇到好词好句随手抄录下来，既能加深印象，又能积累知识，亦方便日后检索。顾颉刚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一生治学勤于做读书笔记，从1914年至1980年逝世，做笔记的习惯从未间断，60余年积累笔记近百册，共四五百万言。钱钟书先生读书也爱做笔记，从上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一直坚持，单是外文笔记就达200多本、35000多页。而蔡元培先生晚年总结自己读书多年却“没什么成就”，原因之一是“不能勤笔”，即不能勤于做笔记，说自己读书虽然只注意于他所认为“有用的或可爱的材料”，“但往往为速读起见，无暇把重点摘抄出来，或在书上做一点特别的记号”，这样的后果是需要用的时候“几乎不容易寻到”，为此他感到很后悔。

还有一种是读书加写作。有人说读书是汲取，写作是表达，阅读——思考——言说——写作，实现闭环才算阅读的完整。原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坚持带着工作中亟需研讨的问题深入阅读相关书籍，再把学习收获写下来。他认为，写作是读书的深化，有利于“把零散的东西变为系统的、孤立的东西变成相互联系的、粗浅的东西变为精深的、感性的东西变为理性的”，实现“阅读与思考的统一”。读书加写作，正如一代伟人毛泽东所言：“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

最后必须注意的是，读书动笔墨只是读书法之一，最好的方法应该是“我的读书我作主”，自己在读书过程中慢慢体会、好好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