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世茂

往日事，老难忘。20多年前与电影有关的人生经历和故事，一桩桩、一幕幕常像电影画面一样在我脑海中闪现，至今难以忘怀。

孩提时代我就特别喜欢看电影。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想看电影要到离家乡20多公里外的县城嘉积老电影院才能如愿。那时候，每逢父亲去县城办事，我都闹着要跟他一起去，目的就为了看电影。而且我还有一个偏好，每次看电影一定要跑到电影院后面楼上的电影放映间，从窗外观看放映员是怎么操作的，心里在想，长大以后我也要当一名电影放映员。

1975年6月2日是我人生中永远难忘的日子。从那一天开始，我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公社农村专职电影放映员。

在正式上岗前，县电影公司组织我们这批新的放映员到县上集中学习培训，时间两个月。除了学习电影机器维修保养、电影海报制作、撰写影评等内容，还要学会在电影放映过程中观察人物画面，模仿发音口型、声调、神态表情，向观众用通俗易懂的海南话同步解说，使观众能看懂电影。学习期满结束回来的路上，我深深感到肩上的担子好沉重。

以前的电影片源很少，经常轮流放映得比较多的是八部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等，同时还放映《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和《英雄儿女》等战争题材的影片。正片放映前都要先放映一些纪录片、科教片和新闻片、宣传教育片，《红旗渠》《大寨田》等纪录片在那个年代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那时人们的精神生活十分贫乏，唯一的娱乐就是看电影了。只要知道晚上哪个村庄有电影放映，一传十、十传百，还未等太阳落山，十里八乡的男女老幼早早就已经拿着草席、凳子，坐满了操场。有时候我们电影队的人员来迟了一步，连扛着放映机进入安装都感到困难。记得有一次在蒙养大队第一次放映战斗故事片《南征北战》时，电影银幕前后两面都坐满了观众，人群黑压压的，用万人空巷形容当时的场面都不为过。那一晚卖票收入300多元（当时的票价大人5分、儿童2分），还不包括很多没有买票就进场的观众，盛况空前。

1976年后，文艺开始繁荣。《少林寺》《武林志》《武当》等武打片在全国上下掀起一股习拳学武的热潮，武馆遍地开花，都开到乡村角落里来了，我们南正村就有两家教馆，蓝山大队也有人办馆收徒。中洞山口村还出现了这样的趣事：两个十几岁的初中学生瞒着父母，要偷偷跑去河南嵩山少林寺学功夫，害得家人四处寻找，还以为他俩失踪了。他俩一路跋涉，带的钱用光了，只好打电报回家叫父母汇钱过去当路费回来。爱情片《庐山恋》和故事片《一江春水向东流》也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年轻人，电影场成了当时年轻人谈情说爱、结交朋友、传递信息的大平台，也成就了许多年轻人的幸福婚姻。他们谈起当年电影场中所发生的一些趣事还津津乐道，回味无穷。

我属龙江电影二队，主要任务是到社办四个农场八个点放映，而社里九个队十四个点也要每月放映一次。那个年代交通很不方便，一个队就配备一辆“五羊牌”自行车，主要是平时到县城电影公司取片，晚上“走片”以及到基层采访和张贴电影广告之用。我们一个月只能回家一次和家人团聚。记得有一次，我们到九架前哨队放映武打片《武林志》，放映完后需要第二天拿片到县城交换新片，回来当晚在场部红旗队放映。不巧第二天下起了大雨。怎么办呢？作为队长，我二话没说拿起影片，披上雨衣，踩着崎岖泥泞的山路，步行十多里山路出到东太农场，搭上开往县城的班车，换回来另一部大家期待了好久的爱情新片《庐山恋》。回到场部已经晚上八点多了，电影场上早已挂好了银幕，装好了放映机，播放着流行歌曲，场里坐满了观众，估算最少有300多人。当他们看到我拿回的影片正是他们盼望已久的《庐山恋》时，顿时全场发出一片热烈的欢呼声。影片顺利放映完后，很多观众还久久不愿离去，三五成群的还在议论影片的情节、内容，特别是那些甜蜜的拥抱接吻镜头。从他们脸上浮现出的灿烂笑容和满足感，可以看出影片给他们带来了多么丰盛的精神食粮和情感享受。此时我才感觉到好累好困，奔波了一整天，但想一想也值得。那一夜我睡得好甜好香。

还有一次经历我永远难忘。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的一天，我们携带两部影片《青松岭》《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搭乘九架渗农场的木船逆流而上。开始出发的时候天气很好，一路顺风，中午时分我们的船只行驶至会山河段时，忽然满天黑云，雷雨大作，河水急剧上涨。船夫说：“不能走了，我们在会山过夜吧。”我急了，对船夫说：“你的担心我理解，但是我们有任务在身，映期有限，责任很重。农场职工像盼星星盼月亮那样等着我们去放映电影呀。”我们说服了船夫，等雨下得小一点了，我们又继续上路。那时候的船都是靠人工撑的，越是上游水流越急，渡船都是一寸一寸上去的。遇到急流浅滩，我们三个就脱掉长裤下到水里帮忙，用手推着船只慢慢前行。经过一番辛苦，下午六点半终于到了九架渗农场前哨队（又名十八曲）。船到码头时太阳已经落山，夜幕开始降临，我隐隐约约看到码头边至少站着20多个农场职工。他们二话不说，上船扛机器的，拿影片的，带幕布的，连我们的行李也帮忙带走了。他们扛着沉重的机器走在前头，我们两手空空跟在后面，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兴奋无比。我问队长每人有多少报酬，队长说，都是志愿的。看着他们一步一步艰难走在山路上的背影，我感到非常欣慰。这一群生动活泼的年轻人，他们扎根山区，开荒辟岭，生活环境非常艰苦，然而他们依然这样乐观豁达、青春阳光，这是多么可爱的一代人啊。我作为一名普通的电影放映员，还有什么理由不给他们送去精神食粮和愉悦快乐呢？

在山区放映电影的日日夜夜，我们和农场的领导、职工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感情。当他们听说电影队要来了，总是事先准备最好的饭菜招待我们，放映结束后还备有晚餐夜宵，使我们好感动。还有很多职工到吃饭时间都来抢着邀我们去他们小家吃饭做客，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山货都拿出来招待，大家像一家人一样。

电影放映队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配合党和政府搞宣传，利用电影传播先进人物事迹与精神，传达党在各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任务，如计划生育、征兵动员、粮食征购、水利会战等。我们每到一个放映点，都要挂上流动宣传栏（红布条），电影放映前都要先放幻灯宣传片。我们编辑制作的幻灯宣传片形式多样，有快板、朗诵，还有琼剧说唱，全部都是发生在群众身边的真人实事，通俗易懂。观众夸赞说，观看你们的幻灯表演真痛快，是一种别样的艺术享受，既娱乐，又受益。有一年省里举办大型电影幻灯展演比赛，有50多个电影代表队参加。我创作了一套幻灯片《顶指岭上的女子突击队》，一共32幅画面，内容以龙江蒙养大队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顶指岭水电站的事迹为原型。我三次去到电站建设工地现场采访，深深被他们那种愚公移山、战天斗地的精神所感动。在采访中，我发现工地的最高处迎风飘扬着一面鲜艳的红旗，上面写着五个草体大字“女子突击队”。放眼看去，大约有20多位青春靓丽、统一扎着两条短辫子的姑娘。她们英姿焕发，手握钢钎，挥动铁锤，在悬崖峭壁上打炮眼，搞爆破作业，开凿引水渠道。她们一边挥汗如雨，一边有说有笑，开朗又乐观。她们吃宿在工地，已经连续突击干了三个多月了。我在想，战争年代诞生了一支《红色娘子军》，和平建设年代又出现一支《女子突击队》，就写她们吧，一定要把她们的事迹传播出去。经过一个多月的构思、写作、编辑、绘画、刻制、上色，最后以朗诵的形式配上台词和画外音乐，一套完整的幻灯片作品就完成了。在展演比赛中，10多位专业评委给我的作品打出了最高分，获得了一等奖的殊荣。

我是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在长达28年的放映电影生涯中，风雨坎坷、甜酸苦辣都尝过。我现在喜欢跟当年的同事、伙伴、观众和朋友们谈论那个年代的故事和经历，对那些陈年趣事，大家都有说不尽的话题。有时候我一个人走在龙江街道上，会有不认识的人突然叫出我的名字，告诉我他认识我，知道我是放电影的人。每当这时，我都感觉心里好甜。我常常在想，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奉献给钟爱的电影事业了，也对自己所选择的职业努力奋斗了，这已经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