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卫平

著名海南历史文化研究专家周伟民教授于2024年5月20日上午8点10分驾鹤西归，以九旬古稀高寿正寝，寿终德望在。

周伟民教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近日海南大学举办了“周伟民教授治学思想研讨会”，让我追忆半生师生情谊。忆往昔你讲我听言犹在耳，看今日我吟你听可闻声否？

——题记   

我是海南大学文学院八九级中文本科班学生。1988年海南建省之初，周伟民、唐玲玲伉俪教授放弃了他们在武汉华师大优质而稳定的生活，前来海南这个百废待举的热岛，参与筹建海南大学文学院。我们八九级中文班同学很幸运地成为了周伟民、唐玲玲教授在海南的第一批学生。周伟民教授是文学院首任院长，唐玲玲教授是我们的班主任，我是这个班的首任班长。我比同班同学更为幸运的是，周伟民、唐玲玲教授还是我的毕业论文导师。就这样在东坡湖畔，我与两位教授结下了一生无法忘怀的师生情谊。

35年来，周伟民、唐玲玲教授对我是严颜益教，关怀备至。人们常说，师恩如同再生父母。从他们两人的身上我真实地感受到了这份恩情。他们不仅仅教给了我专业知识，教给我治学的方法，还有人生处世之道。我的老师，严厉而亲切，睿智而风趣……与恩师相处的情景还历历在目，恩师的箴言犹然在耳，可是从今以后我再也无法聆听他的教导了。

我终生难忘1999年5月老师到北京看望我的那些日子。1998年12月，我离开了工作6年的单位海口市委办公室，选择北漂。在那些日子里，我与两位老师经常书信往来，汇报我北漂的工作与生活，老师的字里行间满满的关怀与教诲。半年后的某一天，我收到老师的来信，说他们要来北京图书馆查资料，希望我们有机会见面。那时候他们刚刚退休，来京后，他们选择住在最靠近我工作地点的酒店。在北京一周的时间里，阳光青春的我和神采奕奕的两位老师，我们师徒三人穿梭于京城巷陌，时而造访名人故居，时而逛名胜古迹，图书馆、文史馆不一而足。那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快乐时光。临别时，周老师对唐老师说，老太婆（老师经常这样称呼师母）你这下放心了吧？唐老师开心地点点头。周老师接着告诉我，你放弃了那么好的公职，唐老师一直不放心你的处境，说都是因我的支持你才离职的，这些天我们看到你的工作，看到你的视野和见识，我们都放心了。

听着这些话，我流泪了。我这才知道，老师是打着查资料的旗号特意来京看我的。当年我放弃公职时，曾经征求两位老师的意见。唐老师是不情愿的，而周教授鼓励我，年轻时是可以出去闯一闯的。见过我老师的同事都对我说，你遇上这么好的老师你真是幸运。

回海南后，我一直从事媒体工作。我经常会给两位老师分享我在采访中遇到的人和事，表达我的一些看法，还有他们了解不到的一些新鲜事。每当此时，周老师总是风趣地对身旁的唐老师说，你看看，以往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了。

每当我取得一些小的成绩跟他们分享，两位老师都非常高兴。2004年，我跟两位老师在马来西亚做田野调查时，偶然在吉隆坡的一家书店看到有我撰写的中国热线旅游丛书在出售。他们特别高兴，竟自掏腰包购买了送给海南华侨乡亲。

周老师对我除了鼓励，更多的是教诲。我和助理陈虹其实没少挨老师的骂，事后他跟我说，我和唐老师把你当成了我们的孩子一样对待，你不要见外。

许多年后，周老师曾对我说，社会是个大染缸，你在外面跑，容易沾染一些不良的习气，不像在学校这个象牙塔中。你已经有了很多社会阅历，最好还是回到学校中来，做一些对国家和社会有现实需要的学问。

他还对我说，人不能只为了三餐，你在社会上闯荡，或许你会赚到些钱，但你还是要到一个更高的平台去，要做一些对国家和民族有益的事情。每次一有机会，老师总是会极力推荐他的学生。他跟我说，你们这一代人与我这一代不同，你在一个更大的平台，才能更好地发挥你的聪明才智，更好地报效国家与社会。

我的老师一生满怀家国情怀，脚踏实地做学问。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爱生如子，一直极力提携后学；他一生勤俭节约，从不铺张浪费。

自大学毕业30多年来，我追随周、唐两位老师“上山入海”，踏五指山、入黎母山，探访黎村苗寨，记录黎族文身，重走史图博之路。从海南岛到马来西亚，我们去南海渔村、到三沙做口述，挖掘南海历史文化；我们跑遍马来西亚13个州访华侨，推进中马文化交流。

记得2001年，当时周伟民、唐玲玲两位老师已年逾七旬，我们到南渡江的源头白沙黎族自治县高峰村做田野调查。那时候的高峰村进山无路、过水无桥，两位教授不辞辛苦，竟先后三次徒步走了百余里山路做调查。有一次因路况太差，无法拿出纸笔记录，周教授便边走边捡拾石子、采摘树叶来记数，到村里后一数，竟然有小石子32颗、树叶13片，这一路竟跨越了45道山溪。在这过程中，我们还遇见了一件十分感人的事，一位村书记为了修通进出山内外的路，带领村民自掏腰包买炸药炸山修路。周教授回来后立即写信给相关部门反映此事，又经海南日报报道，最后真正地解决了村民的行路难问题。

像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如最早为疍家博物馆郑有喜、白沙河谷呐喊的也是周伟民教授。

2008年，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会总会长林秋雅为周伟民、唐玲玲教授著的《中马文化交流史》举行推介礼，并启动英文版的翻译工作。我们师徒三人再次来到了马来西亚，这是两位教授第六次到马来西亚。现在此书不仅已出版了英文版，还有马来文版，我想，今天中马关系友好应该有两位教授的功劳。借着那次的机会，我们再一次从北马一直奔到东马。有一天，在加里曼丹岛的南海之滨，马来西亚的友人指着波涛汹涌的大海不远处告诉我们，那里就是曾母暗沙。在回来的路上，周教授问我，我们能为南海做些什么呢？

回来后，周教授开始了南海课题的研究。2010年10月，央视策划推介海南的纪录片，导演组推荐两位老师做更路簿纪录片的学术顾问。经过数十年的努力，2015年底，两位老师写出了《南海天书》宏篇大作，开创了南海历史文化研究的新篇章。

周教授走出书斋，脚踏实地做田野，严谨治学。他勉励学生要“大胆设想，小心求证”，他身体力行，树立榜样。在撰写《海南通史》过程中，为了求证哪里才是李德裕诗中的“鬼门关”，我们曾经按照搜集来的资料，翻山越岭，踏访古道。周教授不顾年迈，总是身体力行，甚至舍身涉险。为了确证三沙一座“兄弟公”庙宇门前的对联真实性，他不顾风浪中渔船的颠簸，大家说你年纪大了，我们拍照回来给你看就行，他却毅然拒绝，坚持亲临现场求证。

与此同时，他十分注意史料的搜集，不管是实物资料还是文献资料。多年来，周老师主持编纂了《海南地方志丛书》《海南先贤文丛》等一批基础文献，为后人研究海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周教授他有睿智的眼光，也有兼容并包的胸怀，并敢于开拓新的领域。他曾对我说：“海南这个地方是很有魅力的。以往治古代文学史，整日埋头于书堆中，到了海南之后，我一下子改变了，从书堆中走出来，天地一下子变得很开阔。在海南要研究的东西太多了。

筹建文学院时，我就一直在想，海南大学的中文系不能与内地高校或师范院校的中文系一样，要有开放精神。你们应当有扎实的中文基础，然而还要有更加开放的视野。所以当年我才支持你辞职出去闯一闯。”

正是他的这份胸怀，让我们这一届的学生得益良多。当时的海南大学刚成立不久，规模小，吸引不来许多大学者。他将许多青年学者招到海大来；他让文学院创办了由我们学生管理的电教室，并通过多方关系从深圳购买了1935年到1985年奥斯卡获奖影片录像带，每周六周日面向全海大学生播放；同时设立了英语无线广播电台，组织外语系教师编写节目内容，让全校学生只要带上无线耳机在海大各个宿舍都能收听英语节目。我相信，1989年到1993年进入海大的学生，都从中受益不少，同时还会对周末到教学主楼四楼阶梯教室观看录像的情景记忆犹新。他还号召文学院的老师为学生开放自家图书，以解决海大图书馆藏书太少，中文系学生无书可读的难题。我的同班同学当年读的好多名著都是从老师家借来的，所以我说我们这届中文系的学生是十分幸运的。

周老师平时生活节俭，一套衣服穿了十几年，衣服都磨出了白痕他也不乐意换。我们成立周唐工作室南海调查小组时，为了外出调查方便并且有更好的辨别度，特意为他置了一件新外套。他对我说，退了吧，太新了，穿着不太习惯。可是，在田野调查中，如果遇上难得的文献资料和实物资料，他都毫不吝啬地掏腰包买下来。我们在黎苗村寨调查时买的黎锦、苗绣、黎族龙被、树皮布、陶器等，在马来西亚买的树皮帽、海图等等，达上百件实物资料，有些现在已价值不菲，有的已被列为国家重要文物，可他却慷慨地捐献给了海南大学，支撑起了海南大学海南历史文化陈列馆。

周老师经常自嘲自己是个“饭桶”，是个“无齿之徒”，不管在何地，他从来不铺张浪费，点了饭菜一定要吃完。每次去田野调查，他都是让我来点菜，说我点的菜最合他的胃口，恰到好处，不会让他吃得太饱。每次遇上唐老师吃不完的，他也总是会吃完。即使是在家里，有剩饭剩菜他也舍不得扔，要放在冰箱，下一顿再热了吃。我多次跟他说这样不好，他总是说，没关系的，几十年来都是这样过来的。

周老师从不赶时髦，也不当风派。他很重视学术交流，不仅仅重视与国内外学者的交流，就是对师生间的交流也十分认真对待。他经常强调文史哲不分家，注重学科的建设，对学科建设采取了包容开放的态度。只要是对国家、对社会有益的研究方向，他都十分支持。他先后提出了“海南学”“更路簿学”，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响应。

以往多次有报刊跟我约稿写周老师的事迹，他从来不让我写他。他跟我说，你是我身边的学生，你来写我，自然不会写我的不好，这样反而就写不好我。你写我的好，别人看来，也就成了自吹自擂。

多年前，我获得了一笔资助，做闯海人口述史。我对老师说，你也是一个闯海人，海南大学文学院是由你主持筹建的，我给您做口述史吧。那是我们一起去三亚的高铁上，一路上他给我分享了当年来海南的心路历程。后来老师对我说，你记下来可以，就别发表出来了。我的老师就是这样的人，他淡泊名利，从不夺人之功、以尊长自居。

周教授不仅是我学业上的恩师，更是启迪我人生的导师。他亲切和蔼、智慧而风趣。他始终保持着一个共产党人的质朴作风，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积极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他常常对我说，我是一个优秀共产党员，不能做有违原则的事情。

我相信每一位造访过周伟民教授的师友，都会感受到他的亲切。他爱生如子，骨子里有着共产党人的廉洁正直。他对自己的家人要求异常严格，从来不会为自己的儿女求情、谋私利。唐老师说，他对待后辈和学生有时都好过对自己的儿女。他一有机会就推荐后辈和学生，哪怕是有些年轻老师犯了小错误而受到不公对待时，他也会采取宽容、团结而不失原则的态度对待。

我的老师，即便是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他仍然履行着自己作为授业者的职责。

一年前，他不慎摔了一跤，摔裂了三根肋骨，住院治疗一段时间后，医生检查没太大问题了，但他仍然经常感到疼痛，就是这样，他还是坚持到图书馆来工作。他心里还有一些他无法放下的事情。我去看望他时，他对我说，毕竟是90岁的老人，恐怕年限快到了，说不定哪天就走了，你还需要我为你做些什么吗？我听着这些话，心里真的又是感激又是惭愧，一个也是到知天命年龄的学生还要让老师挂心。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心里仍然挂念着学生的去处。

他还经常询问我学习外语的情况。“你一定不要放弃学外语，你把外语学精了，我们就可以获得更丰富的资料，许多研究就可以更深入了。”也是因为老师的这份鞭策，让我能一直坚持学习外语。

今年春节后有一天，他让助理陈虹传纸条给我，让我去见他。老师年迈之后听力一直不好，我们师生之间经常就以传纸条说事情。见面后，他对我说，我们这个团队（指的是南海田野调查小组）恐怕就要散了，前年陈超去世，我跟唐老师年迈也动不了了，你还要继续这个调查吗？你还愿意做下去吗？你老老实实地跟我说心里话。

我很清楚老师给我说的事情。五年前，他为我们的团队规划了三个阶段的南海历史文化田野调查工作，目前我们只完成了第一阶段。我坚定地对老师说，我一定会利用时间坚持做下去的。

他跟我说，我们第一阶段的口述史还有很多不足。要通过口述史，对细节进行完整还原，要走进渔民的内心世界，一方面要好好分享这些渔民的精彩人生，另一方面要守护这些细节，就是守护我们南海共同的历史。

斯人已逝，风范永存。周伟民教授是海南史学的先行者，也是南海历史文化研究的引领者。他以严谨的治学态度，谦容并包的胸怀，提携后学，以高尚的人格力量，为后人点亮前行的明灯。

师恩似海深，学子永难忘。学生仍会继其遗志，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