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道冠

在老家仓库的柜子里，藏着一支拐棍，那是母亲的遗物。

那支拐棍是我考上大学后给母亲做的。1977年末，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成为那个特殊年代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学生。那时我已经下乡十年，并且结婚生子了。

上大学是我梦寐以求的事，可是仔细一想，父母已经年近六十、孩子尚小，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就犹豫着要不要去报名。在家庭会议上，母亲是强烈支持我去上大学的。她说：“我们已经是文盲了，你好不容易考上了，必须去的。”听到我列举了家庭中的各种困难特别是经济困难后，母亲坚决地说：“有困难我们在家里想办法解决，你就放心去上学好了！”

虽然母亲这么说了，但是我清楚家里的状况。父母年事已高，几个小孩大的七岁、小的才三个月，照顾这几个孩子已经很劳累了，里里外外全靠妻子一个人打理，能摆弄过来？特别是母亲被甲亢折磨已经有十几年之久，活动稍有激烈心脏就跳得厉害，行动也不太方便了。加上父亲的气管炎也很严重，六十刚过的人看起来似乎是年已七十，所以我才犹豫不决。

拗不过家里的意见，我还是到大学报了名，开始了为期五年的大学生活。

上大学的那五年，是我家经济最困难的年头。为了补贴家里的开支，母亲让父亲重拾制作姜糖果和薄荷糖果的手艺。父亲负责制作姜糖和薄荷糖，母亲负责拿到小学去卖给孩子们。

姜糖是红糖拌姜汁煮熟成膏状，趁热往挂在柱子上的木钩上一放，双手不断地反复扯拉，直到冷却，然后在案板上摊一层薄薄的熟米粉，将冷却的红糖在其上面搓成长条状，用刀切成拇指头大小的糖块，洒上熟米粉不让其相互粘连，装进糖罐，盖好即可。姜糖有点韧，耐嚼，其味道香甜带辣，在嘴巴里长久地嚼着，香香的姜味慢慢地透出来，可以慢慢地感受着姜糖的美味。姜糖便宜，一毛钱可买到五块，是农村小学生们非常欢迎的食品。父亲做的薄荷糖却不同，用白砂糖做的薄荷糖大约有小指那么长短大小，含在口里酥酥的，很快就会融化，薄荷的香味麻麻的，那种感觉美得难以言表。

此后的五年时间，只要村里的小学开课，不管酷暑还是寒冬，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快放学的时刻，学校西北边角落处的海棠树荫底下，都会有母亲的身影。为了不影响上课，她从不大声叫卖，静静地抱着装姜糖的糖罐，坐在那里等待下课。慢慢地，孩子们都和她熟了，都爱买她的姜糖吃。母亲也会营销，凡是买一毛钱的姜糖，她都会加送一个，所以孩子们很喜欢她，一下课就蜂拥而至抢着买糖果。我的恩师王校长了解我们家的情况，允许母亲在树荫底下摆卖。“只要不影响学校上课即可。”他说。

从家里到小学大约五六百米的路程，要过两条长满芒草的水田埂，走约四百米的丘陵小路。母亲身体比较虚弱，为了走得更加稳当，她让我给她做一支拐棍。我从家里那棵黄皮树上挑了一段直直的、脚拇指大小、一米来长的枝条，锯下来用利刃削去树皮，做成一支白色的拐棍。每次到小学去，母亲都戴着斗笠，穿着打了补丁的卡铁蓝衣服，左手挎着装糖果的手篮，右手拄着拐棍，小心翼翼地走过田埂、经过小路，按她预定的时间到达。即使是天下着小雨她也不轻易放弃，因为即使每天才赚几毛钱小票，对她来说已经很好了。

我读大学五年，那支拐棍也陪了母亲五年。白色的拐棍晒干了，变成灰色的了，母亲的脸上皱纹也变多了。

大学毕业了，有了工作，有了收入，虽然第一年试用期的月工资才56元人民币，我还是用第一个月的工资给母亲买了一条士林蓝上衣。

有了收入，我不忍心身体衰弱的母亲继续卖糖果了，她才恋恋不舍地歇了下来。但是那支拐棍她再也离不开了，一直陪她走完后面的人生道路。

大学毕业后的第三年，我到农场的工会任职。母亲经常到农场来。从老家到农场要走三公里土路，到小镇上坐班车，再到嘉积换车。一般早晨她就拄着拐棍，慢慢悠悠地走出家门，在土路上经常遇见村里的青年骑单车到镇上，大家都主动顺路带她。在班车上，人们看见她一个拄着拐棍的老人，都争着给她让座。母亲的口才好，感谢人的话语甜甜的，说得人家心里很舒服。

从场门口到我宿舍还有五百米路，母亲拄着拐棍，慢慢地走在街道上。来得多了，大家都认得她了，街上的人都愿意放慢脚步陪她一边走一边聊，有顺道的都愿意用单车带她。她总觉得大家待她太热情了，感到社会很温暖。在家里的饭桌上，我多次听到她对孩子们说，要向那些好人学习，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时候要尽量帮助别人。“帮助别人，心里舒畅！”她说。

当时农场的文化生活非常活跃，工会经常组织文艺演出，除了到场内各作业区演出外，还组队到邻近公社、兄弟农场联欢。文艺队的演出除了常规的舞蹈、独唱、表演唱之外，还有自编自演的赞扬农场好人好事的对口词、三句半等深受职工欢迎的节目。有一次，南俸农场工会的朱主席带队来我们农场联欢，双方都挑选优秀的节目在舞台上表演。那天天气晴好、气温宜人，剧场里的座位坐得满满当当的，还有不少迟来的观众站在外围观看。那次刚好母亲也来农场，孩子们带她到前排就坐，她心里乐滋滋的。当看到激动人心的好节目表演结束时，观众都会给予热烈的掌声。一个男扮女装演老太婆的节目，演员那滑稽的动作、搞笑的语言让全场观众捧腹大笑，表演结束时掌声雷动，母亲也高兴得哈哈大笑，右手抓着拐棍鼓掌不方便，她情急之下竟然用拐棍敲着地板，发出“哒哒”的声响。旁边的人听到那异样的响声，投来不解的目光。当转头看到她布满皱纹的老脸上灿烂的笑容后，理解了她，也包容了她。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是海南农垦的辉煌时期，在党委和行政的共同努力之下，我们单位的两个文明建设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受到了农垦总局的表扬，我也获得了上级的好评。1998年，母亲身体已经很虚弱，行动不便，生活很难自理了。我接她来农场住，方便照顾她。当年11月，我接到总局组织部的通知，提拔我到海南中部的农场担任新的职务。虽然事先有组织考核，但提拔能否成功、调到哪里，都是组织秘密，一点风声也没有透露，接到通知时我自己也感觉有点突然。

母亲在听到我要调到中部山区任职后，大为光火，拐棍敲得床板乒乓作响。我闻声赶忙过去她住的房间查看。“你调动为啥不跟我商量？心目中还有我这个妈吗？”我耐心地跟她解释，讲清楚提拔和调动不是个人说了算，我自己事先也完全不知道情况，那是党的组织原则。老母亲这才破涕为笑。

我去新单位任职的第二年冬天，母亲就去天国了。处理完后事，我正为她没有留下一点纪念物品而深感遗憾时，在门后的旮旯里突然看到她使用了多年的那支拐棍。拐棍上已经布满尘埃，在母亲抓握的那头，也许是长年累月的汗水浸进木材了吧，已经长出了一层灰白色的、薄薄的菌毛。我如获至宝，赶紧用布条反复擦干净，将它小心翼翼藏到仓库的柜子里。

退休后回老家居住，每逢我的生日那天，我都到仓库里拿出那支拐棍来，满怀柔情地用布条重新擦一遍，再放回去藏好。在生日的饭桌上，我对孩子们说：“今天是我的出生纪念日，几十年前的这一天，阿婆她老人家生下我，这一天是她很辛苦的一天。所以，我们首先得敬在天国的阿婆一杯，祝她老人家在那边的日子越过越好！”我的话得到孩子们的热烈响应。大家回忆起母亲对家庭的辛勤付出，都说要是老人家能活到今天，目睹我们艰苦奋斗后家庭的崭新面貌，那该多好啊！

一支黄皮木枝条做的用了好久的拐棍，在他人的心目中，是再平凡不过的一支木棍了。可是它对我、对我们家来说，是弥足珍贵的传家宝。它见证了母亲后半辈子的辛劳，也见证了我们家从窘迫的日子到小康之家好光景的转变过程。它给我们的启迪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我一定要好好地珍藏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