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路生

最早接触到《人民文学》，是在少年时代。那时候，父亲除了订阅《南方日报》和《红旗》杂志外，还订阅《人民文学》。当年，我认字不多，但总爱翻看《人民文学》。父亲周末回家，便拿出《人民文学》，一边大声朗读若干篇什，一边教我认字。渐渐的，我爱上了《人民文学》。读到生字时，我逐一查找字典，以加深读书的印象。

其时，父亲在县民政局工作，其办公室与县妇联会相邻。妇联主任是女的，约四十开外，留着齐耳短发，左眼经常眨了又眨。周末，我在大院里的一张石桌旁阅读《人民文学》，她走了过来，看我看什么样的杂志。见我手里拿着《人民文学》，她摸了摸我的头：“小朋友，爱看书，甚好！”父亲走了过来，叫我向这位阿姨敬礼。我立即起身，立正，抬起右手，学着电影《红色娘子军》中吴琼花的敬礼动作，向她敬了一个军礼。她眉毛向上一挑，眼角边绽开两朵小菊花，向我回了个军礼。父亲说：“你知道她是谁吗？她，就是大名鼎鼎的红色娘子军连连长冯增敏。”

自幼听着红色娘子军的故事长大，想不到眼前的这位阿姨竟然是叱咤风云的巾帼英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我再次向她敬礼，并道上一声：“向连长阿姨致敬！”后来，父亲告诉我，冯阿姨上过北京，参加过全国全军战斗英雄表彰大会，她和各位代表一起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并获赠一支半自动步枪。我对冯阿姨的敬重又多了几分。此后，我在县委大院里经常见到冯阿姨，每次见到她，我都主动敬礼，说：“冯阿姨好！冯连长好！”她听了，笑容如春光灿灿。

1970年春，我放学归家，父亲将冯增敏阿姨送的一本旧杂志《人民文学》交给我。我接过杂志，大喜，并连夜阅读。此后一段时间里，却再没见过她。我心头一紧：莫非她……我不敢想象。一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骑单车近40公里，到了一户人家的老瓦宅前。宅墙是南方常见的长方形灰砖砌就，尖顶，有瓦路，灰黑色。一只乌鸦飞来，停在瓦顶，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村里人告诉我，这就是冯增敏的故居。她逝世时，英年51岁。她生前曾用一本《人民文学》给予我丰盈的精神滋养。岁月匆匆，时光不居。至今，我仍记得她灿烂如花的笑容。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陪同海南军区诗人苏玉光到红色娘子军诞生地采访，遇见红色娘子军党代表王时香阿婆。她家在阳江镇上的老宅区，我们穿过狭长的后巷，找到她的家。其时，她坐在客厅一条褐红色的厚木板上，木板表面光滑，包浆厚重。她手里拿着一本1963年8月出版的《人民文学》，旁边还叠放着《毛泽东选集（1至4卷）》。王时香阿婆是红色娘子军中识字最多的老红军。我问她从哪里要来的《人民文学》？她答：“是连长冯增敏生前送给我的。她知道我爱看书。”此时，冯连长已辞世二十余年，但她仍活在她的姐妹当中，活在敬重她的后辈当中，包括我。离开时，我才猛然间发现，我与王时香阿婆同坐的那长条厚木板，竟然是她为她的后事打造的一副空棺材。我那时刚结婚，王时香阿婆似乎是看到了我的担忧，手持《人民文学》杂志，轻拍了我的周身两下，说：“阿侬哥啊，你别怕，它没有晦气。”此后，我与她常电话联系。有一个周末，她又来电，说，她阅读《人民文学》上刊登的杨羽仪的散文《沸腾的墟日》，遇见几个生字，要我教她认字。恰好我有当期的《人民文学》，便开始了逐页、逐行、逐字的对号。我一边朗读，一边指导她认字。这样的桥段，有过好几次。有了手机的年代，王时香阿婆打过来时，我的手机信号时断时续，我便搬来竹梯，爬上围墙的高处，听得对方说话清楚了，便开始与她进行认字对接。村人见我爬上围墙与别人通电话，以为我是神经病。我未置一词，心里却乐着。

1997年秋，王时香阿婆和其他战友一行三人受邀上京，向海军部队官兵作红色娘子军史报告，还走访天安门国旗班。从京城归来，她送我刚出刊的《人民文学》。我说：“我自己有订阅本了。”她再没言语，硬是把杂志塞进我的挎包里。“这是我的心意，你必须收下。”她告诉我，在京期间，她游过故宫、长城，还从《人民文学》杂志的那栋办公大楼前路过。她说话时，眼光里充满了自豪和愉悦。

时隔一年后，她与世长辞。出殡那天，我手持一本《人民文学》，默默地为她送行。她生前曾经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人民文学》是我读书识字的最佳范本，更是我的心灵伴侣。它似一朵槟榔花，在我的晚年生活里，散发出淡淡的清香。

1983年，父亲参加由县里组织的寻找失散的老红军活动，为红色娘子军在特殊年代里的蒙冤遭遇做出了彻底平反，由此与娘子军结下一段特殊情缘。1988年父亲退休后，常居乡下，娘子军老战士王运梅、卢业香、欧花等常来我的老家坐聊。1989年夏日的一个周末，她们又来了。其时，我在书房里阅读《人民文学》，王运梅阿婆走了进来，说，她的人生故事比小说还精彩。炮火硝烟里，她产下大女儿，却不到一个月便病故了。电影《红色娘子军》的结尾，女战士背着一个女儿，行进于浩浩荡荡的队伍中的细节，就是以王运梅为原型而创作的。革命低潮时，她丈夫远走南洋，从此杳无音讯。她守寡一生，独自抚养二女儿长大。她建议我将她的故事写成小说，投寄给《人民文学》。其时，我参加过《人民文学》创作函授班，便遵命，斗胆写了篇小说《望夫归来》，约八千字，从邮局寄了出去。此后，她几乎每天追问：“你写的小说发表了吗？发在《人民文学》第几期呢？”三个月过去了，稿件还是如石沉大海。直到这时候，我才明白，其实，我的笔力不逮，够不上发表的水平。但我又不敢把真相告诉她。她感到很失望，为此事我也内疚了很久。

2006年秋，我去红色娘子军纪念园拜见王运梅。她喜盈盈地说：“你知道吗？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过作品的铁凝，当选中国作协主席啦。”她拉着我的手，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是扛枪的，她是扛笔的，我与她是两代娘子军，皆有出彩之处。”她拿出由她口述、外孙媳妇符彩虹代笔的一封信，主要内容是祝贺铁凝当选中国作协主席。她叮嘱我，帮她修改一下书信内容，并帮她寄去北京。想不到铁凝主席很快回信，并赠书给她。从此，她与铁凝主席之间，每年新春之际，鸿雁传书，彼此间互致问候，开启了两代娘子军之间的一段特殊情缘，直至她于2013年9月辞世。王运梅是我党历史上年龄最大的新党员，2012年7月，时年102岁的王运梅光荣入党。她有着坚定的信仰，眼界宽阔，除了常给后辈讲述巾帼英雄的历史故事，她还关注中国文学，多次鼓励我向《人民文学》上的作家学习，努力创作。尽管我的创作水平有限，但我有幸与她们一起结缘于《人民文学》的精神家园，心里感到无上的荣光。

我与《人民文学》结缘已有五十余年，从中，我倾听了中国文学最雄浑的潮声，汲取了中国文学的磅礴力量。我想，我与《人民文学》的这份特殊情缘，还会继续传承下去，乃至我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