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路生

那天下午，王殿聪公第五个儿子启清委托远在马来西亚做生意的中国朋友文女士，来到文田村代他寻亲。他要寻找的是他的堂哥王启强、王启明等亲人。

我和殿聪公相识于30年前。那年春节，我到马来西亚探亲，见到了伯父一家，了却了父亲与伯父离别45年后，未能于生前见面的遗愿。

伯父是15岁去南洋的。他说，他原先在怡保的山芭里给“红毛”（外国人东家）打工，每天凌晨三四点钟便起床，与众工友一起到橡胶园里割胶，一直干到上午九点左右才收胶归来。山芭里雾气缭绕，湿气重，干活时裤腿全湿透了。出工前，为了驱湿，伯父他们会喝点酒。红毛高鼻浊眼，微胖，下巴留着粗红的卷式胡子。红毛走过来夺了伯父的酒杯。伯父瞪大眼睛：为什么？红毛吼道：快去干活！到了月底，红毛故意克扣伯父和工友们三成的工钱。伯父与红毛理论，红毛挥拳打了伯父的脸，伯父也挥拳打了红毛的脸，再使个眼色，众工友相拥而上，把红毛放倒于地上。此后，红毛收敛了许多，结账的工钱也足额发。1948年初，伯父回来一次，娶了伯母。第二年春，伯父才重返南洋。10年后，伯母带上9岁的堂哥也去了南洋。在上个世纪50年代，海南人出洋形成了个小高潮，青壮年的男子大多从南洋回乡娶妻，两三年后妻儿再去南洋。伯父如此，文田村里的许多户人家也是如此。他们大都去了怡保。

王殿聪公到怡保比伯父早三年。他的父亲宝朝和叔父宝艇合资开了一间咖啡店，名叫“新源隆”。我的伯父后来从山芭里出来，也在怡保开间咖啡店，故与殿聪公交往甚密。探亲期间，伯父带我拜访过殿聪公。他理个板寸头，眼睛眯着看人。知道我来自中国文田村，他连忙起身到泡茶间，将一把咖啡粒放进一个倒叭喇型容器，打开电开关，咖啡粒便滚进一个旋转机里，呜呜的鸣叫了几声，碾碎了的咖啡粉便从旋转机的下口跌落进一个漏斗里。说是漏斗，其实是一个小铁圈罩着一个纱布袋，长约20厘米，早被咖啡染黑了。他用左手将盛有咖啡粉的纱布袋投进一个锡皮质地的高壶里，右手则将一勺热气腾腾的开水注入袋中，间或用左手提起布袋，上下晃动。我闻到了咖啡的香气。殿聪公问，你是喝纯咖啡黑，还是喝加牛奶的咖啡？我说，喝咖啡黑。汲入一口，嘴巴里泛起苦味和酸涩味，再咂咂嘴巴，却有些许的甜味。

喝咖啡时，我坐在收银台的左边，伯父坐右边，殿聪公坐正中，一边与我聊天，一边收客人茶资。那时的马来华人都爱来“新源隆”店喝咖啡，故生意兴隆。一茶客将攥在右拳头里的马来硬币“咣当”一声放至桌面，手指按着一枚枚硬币，默念茶资的款额，认为足额了，便竖起单掌，划拨至殿聪公面前。殿聪公点了点硬币的一分一毫，再看看纸牌上的账单，觉得完全对上号了，便行阳掌将硬币复盖了，再动手拨进胸前半开的抽屉里。硬币落下的“叮咚叮咚”之声，我听得分外真切、悦耳。

在咖啡店的墙面上，挂着殿聪公的父亲宝朝和叔父宝艇的一张合影照片，这是两兄弟于民国初期合资开设“新源隆”咖啡店时留下的珍贵影像。经历百余年的风雨，“新源隆”主人的后代开枝散叶，子孙众多，至今已有百余人散居世界各地，“新源隆”老字号也开至四家。1968年初，宝艇因年老体弱，时常想念家乡的妻儿，便毅然归国定居文田村，与子孙重圆。宝艇踏上归程的客船，客船从马来西亚驶出，走了一个星期的水路，才抵达海口码头，他上岸后在海口暂住了三天，第四天才随运输货物的汽车回到了文田村。

当时听说南洋客回来，我随村里人一齐走进他家里，看看一众人从车上慢慢搬下来的货物柜。柜子约2米多长、1.5米宽，柜面是大块拼板做成的。为防止运输过程中损坏，柜子外层还用铁钉钉紧了漏空的纵横的大木条，形成一个大木筐。四叔等人用铁棍撬开外木筐，横条子被撬开时脆生生地响起“咔嚓咔嚓”的声音。我伸长脖子往打开了的柜里看，除了缝纫机、单车外，还有咖啡、饼干、旧衣裤、新布匹、剪刀、剃头刀、细丝线团、缝衣针、锡碗、锡壶、毯帽、凤柴笠、万金油、青草油、印度油等等生活急需的物什。最令乡亲们兴奋的是，每个人都喝了咖啡，吃了饼干三五个。我是小孩，也得到一份糕点、一杯咖啡。那个年代生活贫穷，我在文田村能喝到一杯南洋咖啡，算是有福分了。

文女士也好喝咖啡。在怡保，她常到“新源隆”店里喝咖啡，与殿聪公的第五个儿子启清之媳妇有来也有往，成为彼此信任的好友。遵友嘱，这次她专程回国，代启清寻亲。文女士先是在网上查览，看到我写的文田村系列文章，其中有一篇是写香港同胞王殿榜离乡50年，于去年回到文田村与亲人团聚的故事。文女士读到这篇文章后，心里估摸着：殿聪公的亲人，是不是也生活在文田村呢？怀着试试看的心情，文女士专程访问了文田村。她果然找到了我，也找到了殿聪公的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