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邢 凯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风里，总裹着电影胶片的味道。县放映队的拖拉机一进村口，“突突突”的引擎声就掀翻了半个村子的宁静。

我耳朵尖，最先从柴火灶的噼啪声里辨出这动静，撂下猪草筐就往晒谷场跑，身后跟着阿明和小胖。三个半大孩子踩着田埂上的草屑，裤脚沾着泥点也顾不上。我们直奔“电头”（放映机），那台铁壳发动机正呼呼转着，放映员老周蹲在旁边抽烟。我们扒着他的工具箱问：“周叔，今儿放《铁道游击队》还是《小兵张嘎》？”他总眯着眼说“保密。”可我们早摸透了门道，瞅见胶片盒上有个“战”字，就能蹦跳着一路嚷回家。

晚饭吃得急。母亲往我碗里拨红薯稀饭，我扒拉两口就揣着小板凳冲了出去。放映场早被占得七七八八，我们有绝招：从墙根搬来半截砖，在幕布前的空地上划个圈，砖块一放，再插根树枝当界碑，这地盘便归了我们。还得在圈旁挖个小土坑，用茅草虚掩着。等人挤人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小孩的秘密厕所。挖完了总要互相提醒：“可别踩塌了！”

天擦黑时，幕布被风鼓成一面白旗。“电头”的光柱唰地打上去，场子里瞬间鸦雀无声。我攥着兜里的炒瓜子，眼睛粘在幕布上跳动的人影上。看到嘎子缴了汉奸的枪，就跟着人群拍手；看到鬼子进了地道，又紧张得掐住小胖的胳膊。散场后，我们蹲在幕布底下捡胶片碎屑，指甲盖大的也当宝贝，那上面可是印着英雄的影子哩。

后来我们竟自己琢磨起“放电影”。课外活动时，清空教室后墙，找块洗得发白的粗布当幕布，四边用墨汁涂黑，说这样画面更清楚。两根木棍架在课桌上，绳子把布绷紧，卸下手电筒的铁皮头反扣在木头上当喇叭。小电珠的光从铁皮缝里漏出来，竟真有了放映机的架势。

最费劲的是“胶片”。我们去火车站捡货运用的小玻璃片，洗干净了用蜡笔在上面画小人儿。戴帽子的八路军，歪嘴的汉奸，涂得歪歪扭扭，却觉得比真电影还好看。

有一回为了找块平整玻璃，我们在货场钻了大半天。铁轨旁的碎石子硌得脚生疼，阿明差点被麻袋绊倒，最后从废木箱里翻出块巴掌大的玻璃，边缘磨得光滑。我们捧着往学校跑，却忘了上课铃早响过了。那天下午的数学课，老师的粉笔头在黑板上敲得咚咚响，我们三个站在教室门口，头埋得快碰到胸脯。

后来放映队来得少了，村里有了黑白电视，我们还是爱凑在一块儿“放电影”。手电筒的光在粗布上摇晃，蜡笔小人歪歪扭扭地动。阿明学鬼子说话，小胖学机枪突突响，我当旁白，嗓子喊得发哑。阳光从窗棂漏进来，落在我们沾满粉笔灰的手上，落在玻璃片上，折射出细碎的光，像撒在幕布上的星星。

如今再想起那些日子，风里还飘着红薯稀饭的香，耳边还有“电头”的轰鸣。那些砖头划出的地盘，茅草掩盖的土坑，蜡笔涂出的小人，都成了童年最亮的光。就像当年幕布上跳动的人影，明明晃晃，在记忆里定格，再也没暗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