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路生

冬至过后，文田村人又开始插秧了。全村百余户，人口四百余，拥有良田八十余亩。村里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或异地创业，留守的是上了年纪的。他们本色不变，种稻种菜成为日常。

退休后，我回到文田村生活，母亲原来承包的七分水田已转租给村中的阿杰。阿杰大方，让出一块给我耕种水稻。我紧跟农时，十天前育秧苗，今天开始了插秧活。

文田村家家户户有人在城里的机关事业单位、工厂上班，家家户户也都有人出洋谋生。我的爷爷和伯父就是自小去了南洋。1948年，伯父回来娶了伯母，第二年又出洋了。伯母在生产队务农，是犁地、插秧、挑肥的好手，插的秧苗纵横规整，曾被评为“插秧能手”。母亲告诉我，1958年春节前，伯父申请她和堂哥两人赴洋的事落地了，当时正赶上农忙时节，伯母向队长提出要承包一亩田块来插秧。她说，如果不让我干，就再也没有插秧的机会了。那天，她着粗布短袖，戴顶草帽，裤管高挽，脸上蝴蝶斑粗糙如米粒，但她不管这些，双脚泡进水田里，便半弯着腰忙活起来。到了中午，太阳挂在她头顶，味道辣辣红红的。她的脸上流出汗珠，如小瀑布般直直的跌进田里，“噗噗”的滴落声如小青蛙跳进水里的声音。母亲送饭过来，她只扒了两口，便又开始干活了。母亲走进田里，要帮她一把，她捡起一团泥，扔进母亲的面前，“别帮忙，你赶紧回去！”关于这件事，母亲后来经常在我面前说过。

1983年，刚刚实行联产承包制，这一年冬末，伯母离开家乡35年后，首次回乡探望我们。第二天，母亲下田插秧，她二话不说，跟着母亲出去了。有亲友来访，见她的时候，不是在祖宅的客厅，而是在母亲承包的那块水田边。她叫我送去一壶咖啡，便坐在田头与亲友对话。尽管离乡三十余载，她还是熟悉插秧活，操作起来如当初一样。离开家乡时，她到田边走一走，看见秧苗青绿绿一片，脸上笑成一朵花。父亲离世的第二年，也就是1992年5月，伯母再次回乡。这一次，她和伯父一起回来。母亲整天笑呵呵的，伯母带上伯父去看稻田，还叫我为她俩拍了张照片。

1995年春节前夕，伯母买了机票，我坐南方航空公司的飞机，到马来西亚与她们团聚。我特意拿上自家田块产出的一包大米，带了过去，伯母高兴得合不拢嘴。吃家乡饭时，两颗饭粒粘在她的嘴角，我叫她抹掉米粒。她说，急什么呢，让它多粘我一会儿，让我多闻一闻故乡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