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组令人欣喜的数字：截至2011年年底，中国国家标准总数共计28422项，较好地满足了产业、技术、贸易和社会事业发展需求。

    这又是一组令人焦虑的数字：在参与制定国际标准的机构中，全世界有近千家，但我国仅20家左右。因对标准不了解而造成的损失每年高达上千亿美元。

    两会上，民建中央带来的这份《加快推进我国国际贸易标准化进程》的提案，引起了很大反响。夯实质量基础，保障经济发展，建设质量强国，成为委员们热议的话题。

    没有基础就没有话语权

    “标准基础不打牢，就意味着没有话语权，就意味着处处被动挨打。”全国政协常委李崴一语中的。2009年，因对国际贸易标准不了解，李崴所在的广东省损失了200亿美元。

    联想集团主席杨元庆曾这样评价目前漩涡中的“苹果与唯冠商标之争”：贸易之争只是一时之事，质量基础才是永远的硬道理。

    当改革进入“顶层设计”阶段时，面对目前严峻的国内质量形势和国际竞争，作为“经济基础中的基础”，“质量基础”除了加强标准建设外，还应在哪些方面“发力”呢？

    《质量发展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对此作出了回答。深化理论研究、夯实质量管理基础、加强法制建设、完善体制机制，推进标准、计量、认证认可以及检验检测能力建设等各项“强基”新内涵写进了《纲要》。

    葛志荣委员在提交的《认真贯彻〈质量发展纲要〉促进质量强国战略实施》提案中，就这些“强基”内容提出了“制定配套政策和措施、完善协调机制、督促地方各级政府实施工作责任制”等建议。

    稳增长、调结构、保民生。当2012年的这些工作重点必须以“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着力点时，质量基础的意义不言而喻。但这个“着力点”该放在哪里？

    首先是“内需之需”。“夯实质量基础，就是保障经济发展、保障民生的需要。”高晓笛委员说。她认为，没有产品质量的提高，就满足不了消费者的需求，“扩内需”就是无本之木；没有质量和效益而只有数量的增长，就谈不上“稳增长”；保障房建设工程、节能减排工作，如果没有质量工作的保驾护航，就谈不上“惠民生”。

    在李家祥和魏建国委员看来，打牢质量基础，还是“扩大外需之需”。“走出去”战略靠什么？关键基础在质量保障。不可想象，一个没有“质量基础”的产品如何能到国际舞台上去竞争。

    高晓笛坦言，与自己从事的慈善事业一样，之所以现在还会出现许多质量问题，存在一些制假售假行为，就是因为当前质量基础工作还很薄弱，在机制体制、监管手段、部门配合等方面还存在一些漏洞。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曾分管过质量工作的支建华委员认为，万丈高楼平地起，无论什么工作，都要强调基础，尤其是质量工作，因其兼具技术性行政执法特点，更要重视基础建设。“否则，建设质量强国就是一句空话。”

    必须在关键技术上胜出

    一间不足30平方米的小平房，简陋的实验仪器，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钟华硬是在这里用“土办法”测量出了量子化霍尔电阻的量值，使我国成为目前国际上仅有4个能进行此种测量的国家之一。

    实地造访的日本科学家大为惊讶，他们不相信张院士用“土法”测得的数据。“背对背”再算，张钟华胜出。

    那是最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时刻！每每谈起此事，张钟华都“耿耿于怀”：那时，日本同行早已攻下了这个世界级的基础难题，但他们却说“不足为外人道也”。

    “我们必须在关键基础技术上筑牢根基，采用类似研发‘两弹一星’的模式和方法突破共性关键技术，使质量发展拥有更强大的‘后勤’保障，如此才能服务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现实需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质量需求。”贺同新委员说。

    标准、计量、认证认可并称为质量工作的“三大基础技术”。30多年的改革发展，“三大技术”从白手起家发展到今天，已成为支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技术基础。

    但随着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攻坚期，这些基础工作的差距也随之显现出来。比如，事关国家安全的信息安全产品认证，虽然国家8部委在2004年就联合要求建立统一的产品认证认可标准体系，但目前通过相关认证的产品数仍不到总量的20%。仪器仪表是工业生产的“眼睛”，是绝对的基础行业。但目前也存在着95%以上的高档仪器仪表仍然依赖进口的现状。

    “如果我们在基础上不解决质量问题，怎能确保研制和生产一流产品？在与国外的产品竞争中，我们的质量优势又如何体现？”国务院参事葛志荣委员与身兼重庆市科委副主任的潘复生委员因此呼吁，抓紧完善信息安全标准和认证认可体系，加速完善计量管理方式。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曾讲过：“在国际交往中，索尼是我的左脸，丰田是我的右脸。”“丰田、索尼是什么？是品牌和技术，是丰田生产方式，是QC质量圈。”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说：“中曾根康弘的底气和自豪感，正是来源于日本50年对质量基础工事的潜心修造。”

    有些人认为我们的传统产业不赢人，而在诸如信息技术、风电等新能源产业是和国外站在一个起跑线上。但反观这些产业的关键质量技术，从设备到人才再到检测能力，我国其实还存有较大差距。如果不奋起直追，光伏、风电产业同样还会遭遇下一轮国外贸易技术壁垒。

    郝远委员的话掷地有声：“现在提出限制太阳能、风能规模，提高发展质量，筑牢关键技术，意义即在于此！”

    高筑质量人才大堤

    1月30日，三一集团收购德国普茨迈斯特公司。普茨迈斯特创始人半开玩笑地对三一人说：“在参观完你们的厂房后，我就知道在与你们的竞争中，‘大象’早已没有机会了。”

    就在10多年前，首都机场新候机楼工地举办“大比武”，三一新研发的混凝土输送泵败给了德国普茨迈斯特公司“大象”泵，三一人只能眼巴巴地望着“大象”捧回金杯。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蛇吞象”事实印证了一个道理：人才是办成任何一件事情的基础。质量人才更是质量发展的保障条件之一。

    我国自上世纪70年代引进全面质量管理以来，成效明显，但差距也不小。2009年，工信部委托中国质量协会对我国质量管理现状“普查”，全国4万家大中型工业企业抽查结果显示，质量专业人员数量严重缺口。质量工程师仅占质量人员的1/20~1/30。由此带来的后果是，目前我国的质量管理水平仍滞后于国际竞争和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制造在国际上的整体质量声誉不高。

    “原因之一就是我国质量教育资源不足且分布不均，质量管理专业人员培训机构水平参差不齐。”兼职中国质量协会学术教育委员会主任的唐晓青委员如是说。

    三一集团的成功经验说明，必须高筑质量人才大堤。2010年，三一集团各单位共计完成质量管理（QC）小组项目860多项，员工参与度高达48.9%。

    质量人才是确保产品整体质量水平提高的“大堤”。熟知企业质量工作的陈志列委员举例说，比如，政府工作报告两处提及“高端制造业”，实现这个“高”，必须“站在强大的质量人才肩膀上”。

    质量人才还是落实《纲要》各项“强基”内容的“内力”依靠。完善质量标准体系、落实企业主体和社会责任、加快质量技术创新、推进质量法治建设，都必须依赖高素质的质量人才来完成。

    如何夯实这个基础？唐晓青开出的药方是“培养专业人才，提高全社会质量意识，质量通识教育从娃娃抓起”。

    一些委员们还建议，在成功实践了11年的质量工程师初、中级职业资格考试基础上，开考质量工程师高级职业资格，培养高级质量人才；对质量工作关键岗位实行持证上岗制度，变质量“职业”为“执业”。 《中国质量报》